![]() 图片说明:《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 李孝迁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域外汉学如何影响中国史学? ——读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 毛志辉 有关域外汉学的研究,自1943年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出版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但这些著作,或是围绕域外汉学发展史展开(如刘正《海外汉学研究》、何寅与许光华《国外汉学史》),或是专注于域外汉学国别史的研究(如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等),围绕域外汉学之于中国史学影响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却一直阙如。 李孝迁教授所著的《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一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以域外汉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为切入点,对域外汉学与古史研究、域外汉学与中西交通史、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在华汉学研究机构、北京华文学校等专题做深入的考察,清晰地呈现了正统派史学与域外汉学、“左派”史学与国际“左派”中国研究的互动关系,从而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李孝迁该书的章节构成,很容易让人想起顾颉刚对民国史学界的论述。1945年,顾颉刚回顾总结百年史学发展时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他同时将民国史学的成绩总结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如果我们详细考量这六个方面,就可以发现,前三项与域外汉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三项亦均不曾脱离域外汉学的影响。而这六个方面,应该说,在李孝迁的书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考察域外汉学在民国史坛的传布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质。通过李孝迁对域外汉学的探研,可以看到,在域外汉学的冲击之下,中国史学至少呈现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史料甄选偏爱正史以外的新材料,尤其是考古资料和域外文书。史料运用及治学方法的差异,导致了域外汉学与国内学术界形成巨大的“落差”,也触动了一代中国学人意欲奋起直追“与之角胜”。李孝迁在第一章“他人入室”中对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的苦心经营,民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的借鉴转型,做了概要的分析;第二章则围绕古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揭示理雅格、沙畹、夏德、高本汉、马伯乐、葛兰言、白鸟库吉诸氏对中国学者产生的示范作用,以及欧洲、日本、中国学界间的互动。以考古材料补史证史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开发和运用新材料成为民国史学进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正如桑兵曾经指出的,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转变,其一就是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这一取向清晰地体现在民国诸大师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中,并影响了此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进路和向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