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直面人生的勇气，更在于它在直面中思考，并尖锐地提出一系列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精神图象，引起人们对自身庸碌生活的质疑和不满，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阎真看来，在金钱支配下所造成畸形的灵魂，道德的沦丧，以及风气的败坏，等等，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而这些丑陋和阴暗的东西之所以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中，是因为人的欲望过于强大，但欲望不是推动活着的唯一动力，与欲望相对的良知也有着强大的活力。尽管许多时候，良知被迫让位于欲望，但并不表明良知已经泯灭。小说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是每个读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 鲁迅先生的人生观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在许多人看来，生存不是问题。但生存不是活命，即不是鲁迅先生批评的“苟活”，发展也不是放任自己的欲望，而必须守护“活着”的尊严和心灵的信仰。这原本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生活常识，但这种常识却被强大的现实尖锐地撕裂，以至于你要维护这种常识，需要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否则，你就有可能倒在常识的背面，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小说中，聂志远报考博士生，与蒙天舒一起竞争，“别的我比不起他，考试我也考不过吗？”然而，命运就是这么戏弄，聂志远被刷下来，而蒙天舒考取了。“我的外语比他多了十一分，可专业竟比他少了十五分。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以发生了，自己的命运似乎已被别人精心设计。”很少读书的蒙天舒通过送礼物送钱（甚至还向原本就缺钱的“我”借钱来送）等手段，居然弄了一个优秀博士论文。蒙天舒坚信“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是他的生存哲学。他认为“现在是做活学问的时代。死学问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现实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像昆得拉笔下的生命，重得让你无法承受。蒙天舒评上优博后，“教育部给了二十五万元研究资助，学校配套二十五万，破格说不准了为副教授，还补给他一个按教授标准集建房的名额，这个名额也值二十多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蒙天舒的论文的“第二章就是我的硕士论文改造而成的”。蒙天舒还因此抱得美人归，女孩是外国语学院的系花，学校特批她留校，成绩排名靠后却补上了保研名额。面对议论，童校长发话说：“还有谁能为学校争取这个荣誉，学校同等待遇。”更讽刺的还是：蒙天舒后来当上了院长助理，而聂志远在经历种种折腾后，竟最终成了他的部下。 这真是一种绝望。可贵的是，深陷绝望的聂志远并没有沉沦，更没有倒下，而是被内在的绝望所吸引，为自己的执着所感动。因而他超越了绝望，或者说，比绝望更绝望。有了这种心态，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种痛苦的升华，也是自我的审视。阎真勇敢地将穿在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脱下来，直到把自己全部脱光。他脱光自己的衣服，并不是要读者看到他的裸体，而是去看他灵与肉上的一道道伤痕。面对那或深或浅的累累伤痕，有谁说，那一道道伤痕不是你刻下的？又有谁敢说，那一道道伤痕是不你自己也拥有的？小说中，这种不安定因素十分突出，造成自我和现实的空前对质，不仅表现在文本中，也表现在作者和读者中，这种现实的残酷与内心信念之间的敌对，是整个社会和个体生命紧张对质的文化镜像。这种镜像不断被小说一个个生动的细节所打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现代人在物质世界的诱或下灵魂挣扎和哭泣的声音。 显然，小说取名《活着之上》，而不是《活着至上》，一字之差，意义迥异。“之上”表明“活着”的上面还存在着更高的价值和闪光的理由；而“至上”表明“活着”就是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换句话说，“活着就可以，活着就是一切”，这种不择手段的生存哲学是阎真致力要批判的，他认为人盲目服从本能的驱使并不是一件好事，人活着，必须要有起码的精神操守或道德底线。小说中的“我”是这样，他的女友、后来的妻子赵平平也是这样。赵平平211大学毕业，最高理想就是“当一名有编的小学老师。这理想非常卑微，对她来说却很神圣。”然而工作六年，却一直没有弄到。为此，她一而再去请客送礼、委屈自己去求人，但当面试评委暗示她“潜规则”时，她“掀开包厢帘子”，仓皇而逃。 阎真对人性的黑暗有着最深切的体验，作为现实生活的反省者和心灵世界的写实者，他揭示了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表象世界后的某种本质。应当说，这种人性的体验，加深了人类认识自我的深刻程度。在小说的最后，阎真不无深情地写道：“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的艰难啊！”这是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既是社会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更是精神战胜物质、良知战胜欲望的歌哭。而这样的歌哭所彰显的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不仅是路遥文学奖所追求的，也广大读者所希望的，更是当前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