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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余善思。他始于小说美学研究，当时我也从事文学批评，每读他的文章，均能看到一种独抒心灵的见解。此后，他的研究视野进入人文历史领域。近几年来，他悉心研读十卷本《清史纪事本末》，品之、思之、记之、述之，于2002年出版了《紫禁城的人文思考》一书，随后又花了很大工夫进行增补，以《清史明鉴录》之名于近日问世。全书集纳五十多篇文章，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分别记叙清代的某些史实，读来形象生动。同时，又由于有着整体设计，清代自康熙到光绪各朝的重大人与事，都有所涉猎，呈现出以点带面的系统性。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止于一般史实的回顾，而是在历史中挪腾跳跃，“析理于诠释之中，企求以当代人文意识的价值评判，思考历史的陈迹，感悟历史的真理。”书名中的“文化思考”和“明鉴录”，正是其特点所在。历史文化随笔，是具有悠久传统的一种文体，它并非系统地研究历史，而往往是摘取历史某些现象作为一个“话语主题”，抒发作者的感情与识见。有人认为，这不能属于史学，理由是史学要讲科学，一切都要讲事实，不能杂以个人情感。历史上就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以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实际上，如汤因比所说，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类事务的“人性”，是无法回避和排除主观感情和见识的。美国哲学家怀特说：“历史编撰总要给过去仅有的真实叙述添加一些东西。”基于此，方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这就是说，观察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材料的收集整理，“像一份气象报告那样去描述希特勒”，而是要给予正确的价值与道德评判，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吴士余的《清史明鉴录》，在读史中搅拌着思考，有着自己的判断与诠释，从而将他所择取的史料写“活”了，确乎起到“明鉴”的作用。 著者写康熙兴廉政从善之风，在初、中期确有成效，但到康熙晚年，竟然允许官吏有“纤毫”私纳，即小贪小拿。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诏谕：“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禁门一开，廉政之风戛然而止。著者由此指出，反贪倡廉决不能开任何“小口子”，否则，官场顽疾及腐化之风必然会死灰复燃。大贪官和珅发迹，一般都归罪于乾隆的失察。著者则认为，究根寻源还是封建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致。在封建社会，臣以君为纲，判断官员的第一标准是“忠君”。朝廷只有忠奸之分，没有德性之辨，自然会培育出和珅这样专肆献媚取宠、揣摩君意的佞臣。清末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著者特别提到新闻媒体对清政府形成的舆论压力，促使光绪下令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使民主之风得以吹皱清朝的一潭死水。所有这些，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观照，足以启人。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治史论史，要像著者一样既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时又具有当代人文意识，有着关怀现实的自觉，方能写出“使人明智”的著作。那些不熟谙史实，既胡编乱造，又胡言乱语的“戏说”之类，实在是与史学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