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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侧重于反映最大多数人诉求的公众参与之道 该书前三章主要探求公众参与之道。公众参与无疑是现代社会良治的重要特征。无论是政策议程设置上的“外压模式”频繁出现、更多地通过选举挑选各级决策者，还是政策过程中对于民意的积极响应，都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不同渠道的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 同时，这种公众参与的良治又明显带有中国特征，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多元化。例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与西方社会侧重少数团体的主动参与不同，中国更侧重于政策结果实质反映最大多数人的诉求。因此决策过程中的调研、群众路线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要求决策者主动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与需求，王绍光称之为公众的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可以弥补多元主义政治参与偏向参与能力较强利益相关群体的缺陷，更多地反映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 “灵活放权、简约治理；地方为主、统分结合”的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之道 该书四、五两章主要探求国家能力之道。王绍光、胡鞍钢早在二十年前就强调国家能力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在当时小政府观点盛行的学术氛围中，可以说是非主流的看法。到了新世纪，曾经主张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开始讨论国家构建，并将强大的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三要素之一。今天我们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能力建设仍然是重要的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机制弹性化显然不能以国家能力的弱化为前提。 书中关于国家强制能力、预算国家的研究，可以说和作者的多年的国家能力研究一脉相承，并有所创新和前进。王绍光与其合作者（樊鹏、汪卫华）对于改革时期公安制度的研究发现，国家强制能力与西方国家能力建设中的权力上收不同，而是体现了“灵活放权、简约治理；地方为主、统分结合”的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之道。这使得国家在保持其强制能力的同时，保持其多元的灵活性，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王绍光与马骏的研究发现中国正走向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国家汲取能力建设之道，同样并非简单强调集权，而恰恰存在于“集中统一、预算监督”的辩证统一之中。 国家、社会互动，基于实验、实践的国家适应能力建设之道 第六章是探求国家适应能力建设之道。适应性能力一直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能力。对于哈耶克、诺斯等西方学者来说，只有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分散、自发治理才是经济社会适应性的来源，与国家权力集中相伴随的是制度的僵化。 王绍光则认为，国家的学习能力也是适应性的重要来源，他对医疗体制调适性改革的案例研究表明，适应性能力是国家、社会互动，基于实验、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政党，正是基于实践和实验（试点）的学习进行不断的调适，“合则用，不合则不用”，使得中国的制度政策日益趋于符合实际，不断得到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