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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学界重塑萧红为“女性作家” 萧红的友人曾说，萧红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在于她是个女人。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萧红的“女性”身份与其写作的关联。1989年，大陆学者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将《生死场》解读为发自女性的历史诘问和审判，并认为至《呼兰河传》时期，萧红的女性主体思想已然成熟。对学界而言，从女性写作、女性立场、女性主义等方面，重新阐释萧红成为热门，这一研究热潮持续到2002年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出版达到高潮。刘禾对《生死场》基于某种女性主义立场的精彩解读，展示了男性文学批评如何抹煞了萧红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与学界的萧红研究热相反，上世纪90年代熟悉萧红的普通读者却似呈减少之势。这或许与80年代兴起的新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经过“重写”的现代文学史选择“搁置”或“淡化”政治标准，突出“艺术”。此前备受冷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出口转内销”成为热门作家，而左翼作家的创作则受到质疑。引发这一“转变”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偏偏“遗忘”了萧红，“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是他这本文学史留给萧红的仅有的评语。 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后不久，夏志清便在《中译本序》中补充说明自己对萧红的疏忽是个错误，并在此后提到“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萧红仍然错过了这一次重写文学史带动的阅读热潮，在林贤治看来，和在左翼文学阵营中被低估了一样，萧红又一次成为这轮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从90年代始，萧红在文学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理解，在张爱玲被推为民国女作家第一人的同时，萧红的魅力则在较为小众和文艺的阅读圈中悄悄扩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