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学者大都否认贫困文化的存在，提出联邦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医疗保险等等。新保守派学者比如查理穆瑞等认定贫困仅仅是一个道德堕落问题，对策只能是削减乃至废除福利，迫使那些领取救济的穷人工作，成为正常公民。右派也好，左派也好，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道德VS大政府的框架之中，各自论点和政策主张都不新奇。左派的政策早在约翰逊总统建设大社会时期就已经大规模推行，可是半个世纪以来，政策成效远非理想。右派的主张更是没有操作性。即便里根时代，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也是稳步增长。因此，罗奇等欧洲学者主张另辟蹊径地考虑公民身份问题。罗奇不仅像美国学者一样强调公民身份理论要重视公民义务，他还主张要从新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公民身份问题。首先，他支持一种积极的公民身份概念。公民不仅仅是在遇到困难时候有资格获得社会救济，它也意味着共同体成员有权利平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所以，罗奇赞成福利国家采用较为激进的社会收入分红计划，因为这个方案“旨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公民身份权利，即获得由国家同意提供给全体公民的、受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的权利。”其次，罗奇富有创意地提出在多元治理架构下处理公民身份。随着欧盟的出现，公民身份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阶段，进入后国家主义时期。罗奇所说的多元架构，指的不单单是民族国家或者欧盟之类的超国家机构，而且也包括各个地区小共同体的作用。这些不同机构组织并不是大一统体系中金字塔结构，罗奇主张它们更像是一个苹果馅饼，每一个都占据其中一部分，形成一个合理分权体系。换言之，现代公民是一种复合身份，其多样化的需求由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的组织满足。 罗奇的多元架构想法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于欧盟面临的急迫问题。当东欧各国纷纷加入欧盟时候，欧洲的公民身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欧盟是一个超国家体系，在它之下是各个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从东向西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何界定欧盟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分享社会福利成了决定欧盟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罗奇的这个想法显然是在应对未来新欧盟国家成员国的公民身份问题。 不仅如此，多元治理架构对中国也有启发。作为一个巨型洲际国家，中国体量相当于欧盟。在社会福利上，各省之间也存在各种壁垒。因此，欧盟社会福利实验，以及这种新出现体系之下公民社会权利的变化对中国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当然，罗奇的想法也是点到为止，究竟欧盟体系内部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区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政策如何展开纵向和横向整合，罗奇没有详细展开，这需要我们中国学者进一步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继往开来之作，引导着后来人在后国家主义时期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和政体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