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专职摄影家梁子明先生年届八十，他所著的《屈指行程》，2014年1月已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该书装帧朴素，图文并茂，值得一读。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为此书作序， 讲了梁先生的《屈指行程》，行程并不“屈指”，原因是梁先生先是当兵，后是考古文物摄影，所走过的道路却是简单；而“心善、乐观”的梁先生定能长寿，“仍可谓屈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个世纪出版的考古著作中的照片，多半是梁先生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省内首屈一指，在国内也有相当影响。本书的出版，使人们对考古与文物的了解，增加了一个视角。 通常摄影家的摄影作品留下的是当今社会的记忆，而文物摄影家不仅留下了当今社会的记忆，也留下了古代社会的部分记忆。由于多年的同事，读起来倍感亲切，有些事共同经历过，有些事过去听说过，但有些事是头一次知道其中的原委和苦衷，如从《书者说》中可以看出梁先生的书法还是得益于他摄影后修损坏的底片，而修损坏的底片需要手上有功力才能成其事，他向身边的张守中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坐姿、执笔开始，一笔一划地练习书写，一字一字地记，一句一句地读，一段一段地背，一篇一篇地摹，多年来重复在千遍万遍之中”，“仅《说文解字》全文，坚持了三年不辍，屁股都磨出了老茧”，而且他还能将书法艺术“充分运用于摄影创作之中，便是一种融入，虽无法言表，但明显的是作品的层次会进入状态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享受。”再如从《感悟语》中可以知晓梁先生“回忆和研究前辈们的一生，使我真诚地认识到天明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和愿望，那就是如何能让后辈们尽快地超过他们自己，开创出一片更好的天地。他们处处从严己开始，以身作则，不辞千辛万苦，用有形和无形的表率力量影响和教育后学”，如他把苏秉琦先生当为偶像和楷模，以苏先生为榜样撰书自己的座右铭“人既出生，切莫枉活，天地良心，全凭自觉，作为大小，无须计较，尽心尽力，乃为至高，倘能如此，不枉一遭”，这是何等豪迈和淡然，值得敬佩的是，梁先生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 读过此书后，才知道郭沫若继1966年发表《侯马盟书试探》后，1972年、1973年又连续发表《出土文物二、三事》、《桃都、女娲、加陵》的缘由，原来是1970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举办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展览预展由郭沫若审查，他看到了侯马盟书实物就又写了两篇短文，以前只看到摹本但给誓词内容定名为“盟书”； 张政烺先生低头细看盟书时竟撞到了展柜玻璃上，以前只是听梁先生说过张先生喜欢玩照相机的事。 说起这次展览，梁先生记得那时，王冶秋先生、陈滋德先生都是刚从干校抽回北京，主持举办展览热情很高，随身携带药品和水杯，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中南海与故宫之间，很辛苦。虽然布展工作非常繁忙，但每周四下午全体参展人员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周五下午参加业务学习。现在听起来都为之动容，王冶秋先生当时是国家文物局局长，陈滋德先生是国家文物局秘书，他们俩竟然骑自行车到中南海汇报工作。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1981年秋来侯马，住在侯马市招待所，并为侯马市招待所题诗“稻垄青青大麦肥，丁村古道已斜晖。我来恰值中秋过，不见汾河北雁飞。”要不是梁先生记录了此事，恐怕知道的范围就很有限了。这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让我们在读枯燥的考古报告之余，也从此书里分享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点滴情怀。 本书也有梁先生自己没有说的一件事，这就是凡是他经手的考古摄影作品，都要将底片和小样剪下来整理成册，并在下面标明地点和编号，查找起来十分方便，这种敬业精神现在极需要大力提倡。前些天我还看到1974年前后他照的侯马盟书的相片至今仍然相当清晰，我们都知道盟书是用朱砂写的，埋藏在地下两千多年了，出土时本身就不大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需要多么高的摄影技术啊。 （《屈指行程》梁子明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定价：58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