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代以来，环境史作为历史学中一个新领域，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尤其是1980年代后，环境史研究的范围不断从与工业发展相关的环境保护问题，拓展到了包括气候变迁、农业生态和人与自然关系等在内的诸多跨学科领域，甚至有学者认为，环境史将成为继社会经济史和新文化史之后，21世纪历史学界新的国际性潮流。而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文化，而且留下了比其他国家都更为丰富和连贯的历史文献资料。因此，中国环境史研究也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就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一部佳作，作者马立博 （RobertB.Marks，又译罗伯特·马克斯）教授，是西方中国环境史领域的著名学者。 “环境”和“经济”是书名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特点也在于高度重视环境与经济的互动。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课题最早就起源于对中国粮食供给问题的研究，正是在对粮价和农业商品化等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作者日益进入了环境史的语境，形成了把经济和社会置于自然生态系统当中进行考察的视角。为此，他还特别引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来作为自己方法论的注解，认为布罗代尔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事件史的思想已经被学界广泛借鉴和应用，但其长时段构造史中所蕴含的环境史思想鲜有追随者，而本书所对应的就是布罗代尔整体史观中长时段和中时段的历史。 本书以明朝初期至1850年前后的岭南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介绍了岭南的自然环境状况和自秦汉至元代的人口规模、民族结构和分布情况，探讨了明代和明清交替时期岭南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从多个角度详细考察了清代特别是18世纪岭南地区的经济与环境变迁。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了岭南环境和经济发展史上的5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并指出，在这些里程碑式事件的背后，有三种重要的驱动力量：气候变迁、人口变动和经济的商业化。 17世纪中期以来的气候变冷的确造成了岭南的粮食减产，谷物价格提升，有时还会导致死亡率的上升，但与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相比，岭南地区所经历的粮食歉收明显要少得多，而且歉收时期岭南的粮价也没有欧洲那样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和岭南人民采取了大量的技术手段、社会和经济方法来缓冲气候反复无常的变化，包括一年两收的轮作生产方式、灌溉工程的推广、全国性的常平仓系统和高效率的稻米市场等，从而成功地降低了气候对于死亡率和农业经济的冲击，使得岭南人口能够得以稳步增长。 气候变化虽然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明清时期气候变化的程度还没有大到足以改变岭南生态环境的程度，对环境造成主要影响的还是人类。人口的不断增长带来了维持生计的巨大压力，使得农业开垦活动不断扩大，森林被大量砍伐，野生物种随之减少，水土流失也日趋严重。尽管环境史和经济史学家们常常把中国农业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但本书作者认为，从华南地区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中后期，岭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就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到20世纪中期时，岭南的生态危机已经相当严重了。 和人口增长一样，商业化也是重塑岭南环境的重要力量。国际贸易的发展促使珠三角地区农民纷纷将稻田改为桑基鱼塘，但这种一直以来被看作前近代农业生态系统典范的桑基鱼塘系统本身并不是封闭的。该系统的能量循环需要人力来实现，而养活人们所需要的营养则主要来自于其他地区稻米的输入，这就促使岭南其他地区的农地纷纷改种稻米以向市场出售，处于北江和东江上游以及广西省西江盆地的农民，为了输出稻米，又只好通过种植美洲作物来满足自身的食物需要。这种由商业化催生的专业化农业生产，对环境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导致当地农业生态系统趋于单一化和生态多样性的丧失。 作者还敏锐地指出，商业化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化和现代化早期的欧洲既有很多相通之处，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自16世纪开始影响岭南地区的这种商业化，确实体现了当时的中国被日益卷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体系，中国国内的市场体系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期欧美国家的水平，上述由商业化导致的环境变迁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导致的自然变迁的一个部分。但是，中国的经济系统又完全不同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掌控着市场系统和经济制高点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帝国政府，因此概括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特点的恰当表述应该是“商业化而非资本主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