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伴随着各种运动的不断批判，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全面摧残所造成的普遍漠视与疏离，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承继与创新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尽管目前社会各阶层都在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国学热”也方兴未艾，但对深层次的作为相关文化学术精髓的元典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尚缺乏明白而正确的基本理念系统。在此状况下谈论中华文化学术复兴，显然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学界实应着手设计建立切实可行的思想理念与学术体系。这是时代发展所赋予的使命，同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于2012年10月提出关于“新子学”的构想，随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年多以来，许多学者认真思考，积极参与研究和探讨，并对其内涵与内容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系统建构，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新近出版的《“新子学”论集》，即集中体现了在此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全书汇编了至今所有与“新子学”相关的学术信息，包括傅璇琮、卿希泰、许抗生、张双棣、陆永品、谭家健、杨国荣、王锺陵、孙以昭、邓国光（澳门）、赖贤宗（台湾）、金白铉（韩国）等海内外众家论文及新闻报道共七十九篇，并由陈鼓应作序。全书集中呈现了“新子学”的时代性、基本内容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重构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的重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无疑是重构中华文化的基础。但是，我并不认同当前的一些说法，似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是经学与儒学的传承。虽然儒学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倚重与褒扬，并成为两千年来的显学，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多元的，先秦诸子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历朝历代卓有成就的学者也大都精通诸子百家。时至今日，我们断不可画地为牢，仅仅弘扬儒学一家，却抛弃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百家之学。 “新子学”是对中华文化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生态的全面梳理，它的提出，显现出学者对于传统文化与学术基本命脉的敏锐把握。正如许抗生所言，我们在当下要做的是民族文化学术的全面复兴，“新儒家”虽在相关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先后提出“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新经学”等理念，但中华文化极其丰富多彩，绝非儒家一支独秀的文化所能替代，“新子学”的提出合乎传统学术实际，正是当下所急需。也正因此，他以为，“新子学”应当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进行中华文化重构的基础。 在时代性方面，方勇从《“新子学”构想》到《再论“新子学”》，皆强调如今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传统学术面临现代转型，“新子学”正是此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服务于这个时代。“新子学”强调要将诸子百家思想的优长提炼升华成创新、解放的“子学精神”。林其锬也概述了先秦诸子的原创、求实、争鸣、汇通、开放等五重基本精神，这些皆可谓“子学精神”的重要构成。“新子学”强调以该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也使得它更符合时代潮流。 “新子学”较之其他理念，更具有包容性。经学独尊的时代已结束，且正如陆永品所言，经学范围狭窄、陈旧、僵化、停滞，其中的一些主张也已不符合当今的国情民意，因而应当重申“新子学”在自身建构方面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强调“子”为思想史的“诸子百家”。如傅璇琮所言，“新子学”对自身之“子”的勘定，较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的分类，更合乎思想史的实际。何况子学本身也包括了儒家的学说，如孔孟的学说。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应该弘扬的是元典的儒学，而非汉代以后变了味的专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设计的那一套。中华文化要复兴的是传统中的优秀文化。 “新子学”之所以适合今天的需要，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开放性。中华文化的重构，是以现代眼光从传统的中华文化中选择那些经过现代阐释能适合今日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同时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融汇形成新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只固守旧的一套，是十分荒诞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推陈出新，应当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文化中的精华，使之为我所用。许多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理念，皆应大胆加以回应和吸收。这些也都是“新子学”的题中之义。如“新子学”即强调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姿态坦然面对西方学术，即在保持本身特性的同时，也着眼国际，从而建立既有中国气派、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华文化研究范式。 “新子学”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梳理后，也将学术研究带入了新阶段，当它落实到具体研究时，将产生新的“家”学、“子”学，相关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如许多学者已在“新子学”理念之下，对“新道家”、“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等“家”学，以及庄学、韩非学等“子”学进行了新的梳理。当然，“新子学”的题中之义应有新“子”的创造。它不仅是要对传统文化学术进行新的研究，更是要努力创造新的文化学术，不断催生二十一世纪的新诸子百家。凡是能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文化、新思想的学者，就是新时代的“子”家。 在专门的文化研究领域之外，“新子学”在文化传播方面尚应多予重视，应该注重诸子学的普及。张双棣认为“新子学”不能只在几个专家或学者的笔下，而应成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对它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和认识。徐国源也指出包括讲坛、影视、动漫和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都应该能为“新子学”传播所用。我以为，就目前来说，最为迫切也确实可行的便是:我们应以“新子学”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由浅入深，选择和编写出一套适合从小学到高中学习的教材，应专门开设一门中华文化的基础课，用十二年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中华文化知识。大学阶段，则在通识课中设立相应内容，以利于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提高。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具备更为扎实而广泛的社会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