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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明耶稣会士来华算起，中国输入西学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晚清以来，西学大潮以汹涌之势奔腾而来，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格局，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然而，尽管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西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学术事业的西学研究，却并不令人满意。甘阳先生对中国百年来的西学下过这样一番诊断：“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他呼吁中国人“重新阅读西方”，即“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见甘阳《重新阅读西方》，载《文明·国家·大学》）。深入到西学自身的语境和脉络中去理解和认识西学，是对新一代中国学人提出的迫切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学者戴登云的新作《解构的难题：德里达再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堪称一部严肃的西学研究著作。作者选取德里达这位以思想晦涩著称而又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不是浮泛地简单介绍，而是深入到其解构理论的内在理路中，在广泛利用中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和重构其论题的发生语境和背景，力求把握德里达思想的核心要旨。作者对自己的研究立场显然有清醒的自觉，在题为“作为跨语际书写的西学研究”的导论一章中，他从与甘阳先生接近的问题意识出发，对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作者直言，“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未成学。表征之一，就是百余年来的中国学界，至今仍深陷种种西学研究的立场之争的泥潭之中，难有心情与精力潜心于西学研究本身”，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那种本意旨在通过西学的研究而重新观照自我、重新阐释中国的初衷，却因对于西学的犹未深造，亦即对于西方文化之材料尚未广搜精求即取其一偏而失其大体的功利化策略而使中西学研究两皆落空。换言之，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的最大诡异，就是对西学的持续的片面研究，不仅未能介入西学演变的‘预流’，反而还导致了对传统中学和现代中国的持续遮蔽与传统本身的持续失落”。作者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通过文本的细读和语境的重构，尽可能还原西学文本的本来面目，把握其心意所指，这也正是他在这本书中身体力行的原则。 如果说百年来的西学研究因过于功利化而乏善可陈的话，那么是否将西学还原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就完成使命了呢？更进一步说，存在着这样一个作为客观对象存在的、实体化的“西学”吗？它是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整体，有一个可以追溯的源头，在时间变迁中有着清晰可辨的历史线索吗？如果存在着这么一种“西学”，是否需要对它展开价值中立的纯粹学术研究，而无需考虑中国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呢？一位中国学者的西学研究，是否可能和中国语境不发生任何有意识的关联？如果可能的话，这种研究取向是值得追求的吗？凡此种种，都是当代任何一位严肃的中国学者，在面对西学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戴登云的勇气和魄力在于，他不仅要在还原和求取西学本来面目和内在理论的意义上研究西学，而且还要追问这种研究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关联，而对这种关联的阐发，却不能重蹈此前功利化策略的覆辙，这显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这也正是作者选择德里达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原因。作为一个极富争议的思想家，德里达正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一个异质性的存在，他颠覆了西方思想中的形而上学传统，对那种建立在同一性预设上、以整体性的实体形式存在的种种观念和理论，展开了不懈的批判，这就是解构理论的主旨。德里达采用的方法，作者概括为“思想史重释的寄生性形式”，即不是在批判既有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同时建构自身的体系性的论述，而是通过对经典思想文本的细读，在其连贯和统一的表象下面，发掘其内在的思想张力，即那些充满缝隙、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从而“悬置或质疑一切现成的思想视野的合法性”。德里达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拒绝了既有的整体性和同一性之后，他并不寻求另外的整体性和同一性来取而代之，而是让自己安于这种充满矛盾、冲突、差异和多样性的状态，在边缘、缝隙、张力和边界的跨越中思考那些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大问题：世界是否有本源？本源如何发生？思想如何言说？这种言说如何为人们安顿于世界之中提供意义？这是极为艰难的思想工作，德里达名之曰“难题”（aporia），“难题”之“难”即系乎此。经过德里达艰苦卓绝的努力，无论是承载着西方思想传统的文本世界，还是这些文本据以言说的生活世界，都不再是一个客观的、整体的、通过理性即可认识和把握的世界，而是一个“差异错置的世界”，在作者看来，这个“差异错置的世界”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世界观。 那么，这样一个带有本体意味的“差异错置的世界”与现代中国思想又有什么关联呢？戴登云以敏锐的洞见注意到，现代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时代错置”的世界，来自西方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同时涌入中国，古老的传统与最新的体验并置一处，正如鲁迅在其杂感中所感慨的：“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因而，“‘时代错置’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存在体验的本体结构”，这种体验本身就具有普遍意义。正是在“时代错置”这一点上，戴登云发现了现代中国思想与德里达的隐秘关联，“我们所置身的历史处境，本身就是‘解构式’的”。 如果作者的论说成立的话，那么德里达之于中国，就不再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域外思想资源，也不是单纯的客观的学术对象，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重要参照。《解构的难题：德里达再研究》虽然是一部西学研究著作，但作者并未忘怀其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更深一层说，作者的德里达研究，或扩而言之，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传统的创造性的延续，西学就内在于中学之中，现代中国思想必然是在与西学的对话、互动和“错置”中发生、发展和成长。只有对自身所处之文化立场和位置有清醒的自觉，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建中国的西学研究，这就是《解构的难题：德里达再研究》一书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