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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地，终于读完了阿来新著《瞻对》的最后一页，有几行字印象深刻，抄在这里。 “(新龙县，即原来的瞻对)成功注册了一个新命名：康巴红。这个红，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那时，很多的康巴男子汉，都会在发辫中编入大量的红绸布条或红丝线，盘在头顶，英雄气十足。” “我想，这其实已是一个漫长时代遥远的浪漫化的依稀背影了。” 阿来的感慨确实意味深长，没有追问和反思，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进化；明明知晓这些，却还要有意无意去“浪漫化”一个民族，甚至希望他们依然停留在几百年以前，顶着康巴红显示“英雄气”，与外部世界绝缘，那简直就是用心险恶了。 历史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野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需要浪漫化。当然，前提是不能强求历史，更不能假设和想象，对于历史应该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以及“温情和敬意”(钱穆语)。 “康巴红”飞起来 “康巴红”的神采，十几年前我在玉树藏区也曾见识过。一众康巴汉子，在高原上浩歌劲舞，衣袖与发辫飘扬，那种野性的美，能调动起每一个在场者的情绪。 析其原因，很简单，那里营造出了一个能够让人激动的“场”，每一个在场者，不可能只是静观。 或者可以说，千百年来，阿来书中的瞻对人其实也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欲罢不能的“场”里面。换言之，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是不是同样也会存在着这样让人情非得已的“场”？我们这些后来者可以凭吊，可以感慨，也可以指责，不过，若是我们也在场，又会怎样？又能怎样？ 瞻对地处川藏之间，山高水寒，林深路长，地方贫瘠，生业凋敝，出产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民众只好想别的法子。好在本身常年在马背上讨生活，一马、一枪是“瞻对娃”的标配，于是乎，骑马持刀劫掠商旅，“夹坝”便成了当地人的营生。 这样的营生代代相传，本义为强盗的“夹坝”也被修饰、美化，甚至被称为“游侠”。 在当地的民歌传唱中，或可一窥“夹坝”产生的社会原因。进佛门，把门人是活佛喇嘛，“没供品他们不开门”；进法门，把门人是官家，“没有哈达”，不表示恭顺，“他们不让进”……扇扇命运之门都不向我敞开，只好自己用血肉之躯去撞门。这一点，与后世的《水浒传》一脉相承。 先是生计所迫，继而歌之咏之，再往后，连打扮装饰也多有设计，“康巴红”飞起来，并不奇怪。对此，现代人能做的工作，首先应该是记录，至于价值判断，似乎早了些。 百年世事不胜悲 当然，记录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评判，只是说，任何对于历史的评判都应该基于对历史本身的某种理解出发。讲古事，固然不妨事事对应“今日事”，不过如果一味以今绳古，则未免过于自信了。 阿来在书中每每喟叹瞻对的故事“老套”，每有枭雄崛起，“新征服了地方，统治方式也只是老方法的简单复制，征服此地立下战功者即为当地头人，依然向百姓收税纳贡，派支差役，其势正盛时，能维持表面的安定，但一有风吹草动，当地百姓与头人便起而反抗。” 这样的见识，不必大惊小怪。一部二十五史，不就是王侯将相的更替轮换么？地处川藏之间的瞻对，又如何能够独自走出“历史的循环”，分蘖出新的历史走向，拓出“新套路”来？ 夹坝当然还是继续出掠，袭扰过往商队，甚至连大清朝廷命官也不放过；而清朝征服的征剿又何曾有半点新意？不过是大兵压境，相持不下，侥幸赶跑抗命的头人，再换上新的头人，过上几十年再次爆发、再次镇压而已。这中间，不要说有什么经济社会的革新，甚至连冒功编谎的花样都如出一辙，乏善可陈。 百年世事不胜悲。治乱循环间，两百年历史过去了。今天的人们叹息这块土地上何以没能生长出新枝蔓，而对于生长于斯的民众而言，很难讲会有这样的叹息。生活沿着串起来的日子一天天溜走，忙碌者固然忙碌，即便是那些筹谋袭夺别人土地的大小统治者，亦不过是照着故事学样而已。 过于相似、亘古不变的生活，一方面给人以“落后”、“不思进取”等印象；另一方面，却也未尝不是底层民众安身立命的依托，从来如此，只好如此。这一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偶有希望改变的人出来，也很难在真正改变什么。 比如，民国时期那位巴塘藏人格桑泽仁，作为康区藏族青年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曾以国民政府参议身份回到巴塘，组建武装，委派县长，公布政纲，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改进耕牧技术，发展文教事业，等等，尽管这些主张是藏族历史上藏人自己提出的与世界大势最为契合的主张，然而，几方势力博弈中，这一理念未经施行便烟消云散了。 “铁疙瘩”如何融化 按照阿来的说法，“瞻对”一词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铁疙瘩”。 而两百多年的历史似乎也在佐证这一点。这个在雍正年间只有两三万人的荒僻之地，却惹得清政府七次征剿，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三万人。然而，几次征剿均告无果，瞻对的夹坝依然强横。 当然，铁疙瘩也有融化的时候，诚如阿来在书中写道的，大势，是瞻对最终改土归流，被纳入现代社会的根本所在。 这里面，或可从以下几层意思去解读。 其一，一个落后地方融入现代文明，不能依靠对抗、征服之类的霸蛮之力，而是应该有某种内生性的力量潜滋暗长，并蔚成风气。从《瞻对》书中看，当地也曾有过某些这样的内生力量的萌芽，比如格桑泽仁的尝试，遗憾的是，在暴力对抗面前，只能被粗暴地阻断。 其二，指望上层社会结构不变，就能实现地方的发展，很难逃脱陈陈相因的历史怪圈，更不要说重复古老的故事了。 其三，历史大势，不仅仅是指现实世界的压力机制和控制系统，还应该是一种风气。风气所及，无论什么样的“铁疙瘩”都将被融化。但无论怎样融化，在个体与宏观大势之间，其实可以存在一条虽漫漶却依稀可辨的边界，也即，可以接纳现代文明，但不能将自家历史视为敝屣一弃了之。 阿来在一次受访中曾这样表示，“藏民族要走向现代化，一方面是自己本身应该主动求新、求变，另外，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政府也要考虑到当时的文化和文明的实际情形，在对一个相对落后的群体施加影响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文明、更体贴的方法。” 这或许是这本书的现实指向吧，为今后文化冲突、地区争执之历史存档。也即阿来所说的“通过历史来关照我们当下社会的现状”。 事实上，阿来在书中也每每会发出一些类似的感慨，尽管这些感慨略显游离，且新意无多，但正是这些感慨，构成了这本读来沉闷、可读性也很差的大书的一个亮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