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阅《现代语言符号学》，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作者说明，“我们采取了双重意义学派的符号观，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并且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社会信息”。符号既然具有物质性，那它就不仅仅是声音意象；符号能传递社会信息，就得探讨它是如何约定俗成的。作者进一步按照指谓关系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即征兆符号、象征符号、信号符号、语言符号和替代符号，这修正了皮尔斯的传统观点。作者还指出，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等四大来源，而语言符号学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相加。 作者对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详加讨论，全面涉及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和洛特曼等人的符号系统观与语言符号观，符号的三位一体与分类，符号学的三个世界与论域类型，符号的二元分析与多元解读，符号的代码理论及生产理论，符号的功能系统与双向模式，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模式系统与符号域。作者还论述了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符号的结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语义分析。 作者在与本人的交流中曾谈到，《现代语言符号学》除梳理历史、构建体系和打造基础外，重点放在指导语言现象的层次分析上。这就是篇章符号学、句层符号学和隐喻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作者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子，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研究中以语篇为本的思想。开创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两位先驱索绪尔和皮尔斯贡献卓著，但他们在理论上截然对立，以致国内一些研究人员有时会为支持其中之一的观点而争论不休。该书作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时，力图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之间取得平衡，只是天平似乎向后者倾斜了一些。比如，作者关于表达和内容两个平面及实体和形式两个层次的论述，继承了索绪尔与叶尔姆斯列夫的结构主义理论与形式主义理论，但对篇内语境、逻辑语境、篇外语境和认知语境的讨论，又属典型的功能主义理论，由此引发的语用连贯更使人联想起皮尔斯。作者认识到符号的产生、理解和应用离不开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力图在新框架中整合原有的对立。 作者对于“句层符号学研究”的讨论，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如果说索绪尔符号学的能指—所指观主要体现在词语层次上，而他的组合观或结构观主要体现在句子层面上，那么，该书作者的广义层次观基本上包括了语言的准符号层次（以音位为中心）、语言的符号层次（以词为中心）和语言的超符号层次（以句子为中心）。作者认为，符号学的语构、语义、语用三分法是句子意义研究的基石。意义是语言表达的中心，句法是表现意义的手段，语用则是把握语义句法组合所传递信息的外在因素。“从符号学三平面出发来研究句子的意义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趋势，三者相互结合，突破了结构主义的桎梏，符合当代语言学发展的脉络，更符合社会科学中提倡人本中心主义的诉求。” 作者还专门讨论了“隐喻符号学”，这或许是因为隐喻更能说明符号产生的实质和过程。在一次符号学会议上，我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讨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时，把任意性放在第一位，那么有关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切研究都将是徒劳的。该书作者以相似性和象似性的讨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联姻”。作者论述语言符号系统的表达层、内容层、功能层的区分，人的思维活动的动态性、开放性、理据性，建构隐喻的施喻者和解读隐喻的受喻者的主体因素等，都是为了说明和加强两者的联系。 作者在该书中提到但尚未充分展开的一个观点是：“语言符号的象似性问题对应于符号的任意性，象似性与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性质的两极，在任意性与象似性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渐进的中间区域，而并非除了象似性就是任意性。”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模糊渐进的中间区域”源自逻辑学的 “内在居中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没有中间状态，然而其确实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中间状态的逻辑在数学上已得到证明，可解释各种复杂性现象。因此，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已不能应对所有的人类处境，不能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和世界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强调“内在居中逻辑”，由于长期以来符号学研究者很少考虑世界与对其的理解过程的复杂，而我们只有注意这一点，才能创新、才能前进。 该书对了解符号学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对如何从事符号学研究，也会给学者带来不少启示和灵感，让研究者们在纷繁的意义系统中，抓规律、找趋势、选择最佳可能性，并结合汉语符号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为符号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英语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