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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新近推出以来，接二连三登上各大好书排行榜。这是一部个人视角的近现代中国史。全球权威中国问题专家、“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以观察家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将自己对于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审视、考察、体验、分析，汇聚到这本自传中。 是什么能使一位在区域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成就的美国学者，将自己近乎于学术自传的著作，撰写得与他的研究对象密不可分呢？费正清与中国的情感异常复杂，来自于早年在北平的生活，对那些山川、河流、古迹，对那些社会风物、街景、人物留下的不灭记忆;来自于他的中国朋友——整整一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还有当这个苍老的东方国度经历生死劫难时恰好在她身边，以及横亘在中美两国间说不尽的历史和精神联系。 尽管正是费正清将传统的西方汉学家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学”学者，但此概念或许掺杂了过多与学术无关的因素，反而不如将这位“中国通”式的学者称为汉学家更能表达对传统的敬意。是什么能使一位在区域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成就的美国学者，将自己近乎于学术自传的著作，撰写得与他的研究对象密不可分呢？除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经历了惊涛骇浪一般的时代风云，给他心灵上留下的震撼之外，只能用个人情感来解释。而这份情感异常复杂，来自于早年在北平的生活，对那些山川、河流、古迹，对那些社会风物、街景、人物留下的不灭记忆；来自于他的中国朋友——与整整一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交往，还有当这个苍老的东方国度经历生死劫难时恰好在她身边，以及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说不尽的历史和精神联系。 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回忆录来说，显然不是在说明作者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致力于将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程。作为一位在治学中讲求实证、行于世间讲求务实主义、其学术生涯和生命历程被视为充满矛盾的现代学术人物，费正清写下的无疑是生命中的真实经历。但也不乏修饰，既是我们常说的“为学术的一生”，也是在中美关系史的长河中迷失自己位置的记录。这是部充满多种元素的回忆录，精彩纷呈，也矛盾重重；勇气十足，也保留很多，为读者带来重重的阅读体验。无论如何，让我们试着梳理一二。 第一次在中国：无尽的审美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自述曾在先后5个地方求学，这显示出他乐于不断挑战陌生领域的性情。事实上，早年在哈佛和牛津时，最时髦的研究领域是外交，而外交档案的解密指向更深远的历史研究。费正清的导师告诉他，研究中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巨大挑战。虽然费正清当时不懂中文，对那时中国的情形也不了解，牛津大学也并非开始中国研究的福地，——它不开设中文以及中国史方面的课程。然而一切就这样开始了。历史造成的特殊的中英机构——晚清海关档案成为费正清研究中国的起点。在语言方面，他得到了曾长期生活在中国江南地区的老教士苏慧廉博士的帮助，23岁的费正清在伦敦的地铁和公交车上，急匆匆地翻阅着汉字卡片。那时这位青年学人的世界里，似乎只有“我的中国，我的哈佛”。讲求实证，是费正清早年自觉形成且后来毕生倡导的一个研究特点，中国国内当时现存的相关档案与实地考察对他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获得罗德奖学金评议会的破例批准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到中国去！1931年圣诞节，费正清出发前往中国上海。 然而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费正清乘坐的轮船居然直接穿过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海军陆战队同十九路军在闸北的战场。近代中国经历过的最深的痛楚成为费正清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代背景。不久，他偶然间见识了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魄和风度。妻子费慰梅来到中国后，费正清定居于北平，靠着一些美国朋友和治外法权的保护，于乱世中开始了3年多在西总布胡同39号的生活。 在北平，他们靠积蓄生活，同时学习语言。北平的景观、声音、味道等都令人无比激动。他们游遍了附近的景致，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在露天市场听人说书，或是在前门外的天桥观看杂耍，去老北京剧院看京剧，去商店买家具、艺术品、日用品，也会与卖家讨价还价；同时也在上海的工厂里看到一贫如洗的女工，被承包人和领班层层剥削，感受到早期工业化罪恶的一面，觉察到存在着革命气息的社会环境。费正清回忆说：“我们尽情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我们只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也是在这一时期，费正清遇到了自己第一位中国导师——蒋廷黻，听他演讲、受其帮助并体悟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变革思路。最美的收获是结识了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们不仅是费正清夫妇中文名字的创造者，同时也给他们以深刻的影响，费正清见识了真正将风骨、坚毅与修养完美结合起来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人。这段友谊绵长而深沉，梁、林成为费正清早期中国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所有回忆无疑会给现代中国读者留下极深且美好的印象，因为这位青年美国学者在探寻一个古老文明时表现出那种充溢着好奇、兴奋的情绪和稍显肤浅与隔膜的观察思考，那些数不清的关于全新审美体验的快感，在多年之后依然热烈奔放地弥散开来。这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正沉醉在他的研究对象之中，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重返中国：矛盾、冲突和转型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费正清应政府召唤参与将学术研究机构转变为战争服务的工作，之后两次被派往中国（1942年至1943年，1945年至1946年）。这时他的身份是来自哈佛大学的“情报协调局的驻华首席代表”。当时美国国内舆论已经将“是否支持抗战的中国”划为“一个道义上的问题，诉诸良心的审判”，回忆录这一部分有个很有意境的题目，叫做《战时前往中国》。 事实上，费正清此行带有多重的身份和任务：为国会图书馆恢复中国出版物输出渠道，以及为大使馆主管传送资料。甚至还有一份情报工作，搜集和拍摄日本出版物供华盛顿使用。从中可以看出这位35岁的哈佛大学教授已非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时那般纯粹的学人。事实上，回忆录走笔至此，作者的视角、工作目标与价值考量都起了明显的变化。这次重返中国，尽管费正清照例不停地观察和思考，阅人无数，但其种种记录都表明其自我定位、思考方式甚至价值取向正经历着翻江倒海的转型，每日所思离学术渐行渐远。这次转型后来成为费氏饱受争议的起源。以费氏当时信息来源的泛官方色彩与私人的观察视野，脱离与普通民众的接触，导致他的日记内容往往在学术之外，而又不在官方范畴以内，而回忆录则多取材于日记。这使得回忆录的关键词已经从“中国问题”变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勇于把自己的批评公诸于众。这显示出他这时已经将自己视为“区域问题专家”之列，并开始过早地困顿于如何使美国民众认识到“两国间政治文化的不同”这种问题。 回到哈佛后，费正清一面教授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评论美国对华政策。此次访华特别是战后的那一次，使他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深恶痛绝，对其失败的结局看得越来越清楚，对美国上下将其视为“民主世界在东方”的谬误不能容忍，希望以其学术背景提醒人们，这是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说的“受到我的家庭影响，即倾向于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情绪推动，他的确如批评者所说的具有某些倾向。后来还为此在麦卡锡主义时代受到捕风捉影的指控和质询。随着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其观点也随之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后半生做了大量学术组织与研究工作，成果斐然，但依然受到同行与各方的批评与责难，被视为充满矛盾的人物。 事实上，由于在战时重返中国，费正清在云南和四川见到了他早年的老朋友，包括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梁思成夫妇等；以及与教育系统一些知名人士如蒋梦麟与梅贻琦等人交流，发现校长夫人因为生活所迫偷偷外出工作，梁思成在艰难地照顾着病中的林徽因，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为战时通货膨胀的特别受害者。他深深地为这批受过英美式高等教育的高校和研究所教职员在战时恶劣的生活状况所震惊，也深深为他们坚持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震撼。 “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成为他战时的个人奋斗目标。1943年8月，费正清和朋友们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的教员运来大量维生素，后来还从哈佛燕京学社和军方找来赞助和佣金，补贴给部分中国教授，为此还同军方负责人发生了冲突。尽管思考、价值观与角色已经发生转型，费正清那种难掩的学人气质、仗义之情和惜才之心溢于言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世纪70年代，费正清曾再次访问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