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赞：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警告
雅克·巴尔赞愤怒了:西方文明进入了颓废期，这种颓废并不仅仅在于危机或战争，而是来自于根基，涉及到文化、道德和政治上的诸多灾难。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对西方文明最为强烈的谴责。巴尔赞认为问题出在“矛盾”和欺骗上，人人都在口是心非，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这已经严重侵犯和违背了公共常识，意味着西方的文明走向末路。
雅克·巴尔赞(Jac9uesBarzun)
在著名历史学家的圈子里有一种传统，高龄学者著书立说，要么对人类提出忠告（如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要么对自己研究的学科提出建议（如鲍斯曼的《文艺复兴的秋天》）。阅读这样的书其实最难，需要阅历、胆识、想象、智慧，否则很难理解个中情感和精神意境。在美国就有这样一个人，他在93岁时写了一本800多页的著作，文笔朴素，发人深省。在书中，作者坦陈自己对西方文化500年的看法：西方人暴烈的脾气，激昂的情绪，任性的冲动，自发和卓越的天才，极大危险中的冒险，都让我们历历在目。这本书名为《从黎明到衰弱: 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作者是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一位被誉为美国文化史之父的历史学家。
巴尔赞其实是法国人，1907年生于法国克雷泰伊，在巴黎和格勒诺布尔长大。其祖父是一位大学教授，自19世纪中叶就在格勒诺布尔执教。在巴黎，由于父母的缘故，巴尔赞的家成为现代艺术的中心。诗人阿波林奈尔（Apollinaire）教他看表认字，马瑞·劳伦西恩（Marie Laurencein）为他画肖像画。家中的常客还有立体派艺术家格兰泽斯（Gleizes）和杜恰姆（Duchamp）、音乐家凡瑞斯（Varese）。他的父亲是克雷泰伊艺术家、作家俱乐部的成员，会写诗，懂绘画，喜爱音乐，并且为法国劳工部工作。一次因外事对美国的出访，让他钟情于美国的文化氛围，决定送儿子去美国接受教育，这样12岁的巴尔赞就被送去了美国，先在预备学校就读，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多年。
艺术天赋驱使他转入了文化史的学习，其时文化史在美国刚刚起步。毕业后，巴尔赞留校任教，1937年成为教授，1955年被任命为研究院的院长，三年后成为教务长。他声名鹊起，一面推进通识教育，一面教授文化史，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塞思·洛历史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特聘研究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协会主席。1967年他辞去一切行政职务，从1968年起任直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1975年退休，但仍然笔耕不止。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授予他总统自由奖（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2011年，主要是因为《从黎明到衰弱》一书，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他国家人文科学奖（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2012年，他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104岁。
《从黎明到衰弱》是一部写得很感性的著作，充满激情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作者的话中”巴尔赞说：“20世纪即将结束。进一步研究后，还会看到西方过去500年的文化也将同时结束。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恰当的时候，应当依次回顾一遍我们这半个千年来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翻开此书，宗教革命、个人自由、女权运动、性解放、工业化社会、原子弹、数字时代、世界大战轮番出场，500年来的西方文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撰写此书期间，朋友和同事们问我花多少时间准备。对此我只能回答：我的一生。我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不同的时代和人物。在研究中，我发现了意外的新天地，得出了一系列与定论相左的结论。”巴尔赞如是说。
巴尔赞是有使命感的，他对西方文化如数家珍，却又充满着“拳脚与思想一起来的”痛感。这种痛感，与其说是撕心裂肺，毋宁说是在当一名勇士，驱赶斗兽场中迎面冲将过来的疯牛。西方文化处于分裂和毁灭之中，其头颈和颈凹间的致命处又被击中，眼看着愈来愈坏，深深地塌陷了进去。
先看看近代早期的英雄吧，这就有了第一部分“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波意耳的‘无形的学院’”。巴尔赞推崇英雄，“一些人云亦云的人以为路德是个农民，粗陋、莽勇，对持反对意见的人恶语相向。的确，路德自己曾说过，他愤怒的时候表现得最有力。他故意与世俗唱反调，经常强调自己的农民出身，其实他是个手艺人的儿子。他需要有这种内在的不断刺激，说明他的个性要比传说中的复杂得多。”这一类的话语在巴尔赞的书中比比皆是，不知道他是在说别人，还是有感而发。
这一类的英雄崇拜对于作品会产生好几种后果。第一，人的个性、秉性在各种场合的姿态被活生生地展现了。“在16世纪和以后的200年里，侮辱作为哲理辩论中的一种修辞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严肃的弥尔顿、理性时代的人以及研究济慈和雪莱的学者常常采用这种方式。路德最客气的骂人话是把他的死对头埃克（Eck）博士叫作盖克（Geck）（鹅博士）。”第二， 巴尔赞却无意贬低路德：“路德对于德国人的粗鄙痛心疾首，称之为Grobiana ,这是他根据德文的grob 自造的伪拉丁词，意思是粗鄙、粗野、粗鲁。造成这种粗鄙的原因常常是酗酒，路德把这种行为痛骂为‘肮脏下流的罪恶’。”
巴尔赞就以这样嬉笑怒骂的方式在西方文明的车道上行进。第一部分写得非常具体，谈到了路德、加尔文、莫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蒙田，伊拉斯谟、莎士比亚、拉伯雷，也谈及现代作家如韦伯和托尼。巴尔赞甚至谈到了胡果·格劳休斯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前者是研究新诞生的祖国荷兰近代史、并奠定了国际法原则的伟人；后者是《妇女城》的作者，关乎到对女性权利的捍卫。“现代妇女问题的根源是中世纪一种叫作典雅爱情的新现象，”巴尔赞说道：中世纪人把纯洁的爱情献给上帝，“使用形容人间爱人的语言和形象，却没有亵渎他们对上帝的爱；这只反映了这两种欲望共同的理想性。反之，现代的浪漫爱情任意借用宗教用语。爱人被称为‘天使’，她的天性被说成是‘神圣的’，并声称在她身边就像进了天堂。”结果却是：“理想很容易堕落为幼稚可笑，女子讨厌被崇拜——‘被供养在雕塑的基座上’——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留在上面或跳下来都既危险又滑稽。”
巴尔赞以“从凡尔赛的沼泽、沙地到网球场”为第二部分冠名，论述君主制革命、清教徒、规范的统治、1715年前后伦敦所见、奢侈景象、百科全书的世纪、1790年前后魏玛所见等。按照巴尔赞的理解，16世纪发端于德国的宗教革命，加速了17世纪君主制革命的到来。在巴尔赞眼里，国王与君主是不同的：前者是王国（kingdom）的统治者，后者管辖的是获得市民支持的国家（State）。在与市民合作的新君主治下，民族国家初现端倪。在17世纪兴旺蓬勃的君主和民族国家，实现了500年中第二次革命的目标，播下了威力犹存的思想种子。但是，随着君主的权利扩大，出现了英国内战和法国革命，在思想、文化、科学、艺术领域则出现了弥尔顿、维柯、彼得·保罗·鲁斯本、莫里哀、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伏尔泰、约翰·洛克、狄德罗、巴赫和牛顿等人。这一切后来都被“法国大革命”的热潮所吞没，自由、平等、博爱废除了贵族的特权，而公民的称谓却变得普遍。康德在1783年这么说：“启蒙是人类摆脱自我加之于己的蒙昧的行动。敢于求知！这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第三部分有个古怪的标题：“从《浮士德》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其中由盛及衰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巴尔赞开宗明义：滑铁卢战役惨败后，拿破仑只能听英国人摆布，法国被盟军占领，波旁王室重登大位。随着《维也纳条约》的签署，战胜国成了防御性联盟。“当时欧洲面临着双重任务：遏制革命，重建文化”。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出现了反对抽象推理、寻求秩序的努力，史称浪漫主义。巴尔赞认为浪漫主义只是一种意识的状态，给浪漫主义下定义的任何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不过，他倒欣赏作家司汤达的观点：“浪漫主义给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带来愉悦，而古典主义作品则是为了给我们的祖父们带来快乐。”具体而论，浪漫主义是在高压夹缝之中破土而出的畸形的幼苗，本身不够强壮，却带上了感觉文学的悲凉气息。当时，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中欧东部的文化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在德国和英国，艺术圈里却发出了一点新声。据巴尔赞称：“1800年左右出生的第二代人后来展现头角，如普希金、拉马丁、德拉克洛尔和爱默生，他们是最后一批充分吸取了当时时代特征的人。再下一批则出现了断层，生于1810年之前的人继承了一部分原有的传统（如瓦格纳、李斯特、戈蒂埃和梅尔维尔），但是，在他们的事业中途，世界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他们重新转向，改变信念。”
自然，浪漫主义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其作品蒙上了感觉主义的哀怨（如果说这种哀怨也是一种出自人性的反抗的话）。哀怨的词汇带有感觉的色彩，如自我的意识，精神的无序、无节制状态，分裂，怀疑主义、个人主义和原始主义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明向何处去？这就导致了“走下楼梯的裸女”、野兽派、达达主义和物质主义。雅克·巴尔赞愤怒了：西方文明进入了颓废期（decadence这个词的原意为颓废、堕落和衰微），这种颓废并不仅仅在于危机或战争，而是来自于根基，涉及到文化、道德和政治上的诸多灾难。
于是，巴尔赞用最强烈的语言为第四部分命名：从“大幻想”到“西方文明不能要”，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对西方文明最为强烈的谴责。巴尔赞认为问题出在“矛盾”和欺骗上，人人都在口是心非，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这已经严重侵犯和违背了公共常识，意味着西方的文明走向末路。现代派的画已经让人无法辨认出任何基本的形状；女权主义仍然在声嘶力竭地高喊，毫无优雅可言；但吸毒、“性革命”却在用最为现实的手段，把爱最后的那块遮羞布撕裂。比这更为直接的是电影戏剧中的犯罪、人欲和性暴力镜头，在金钱、精英主义的号召下，个人主义早已经蜕变为个人至上。文化分裂、社会矛盾、在立体派多面镜的折射下，光怪陆离的邪恶光彩像幽灵般地蠕动。艺术已经变成了反艺术（anti-art），人已经变成了非人，道德已经变成了伪善，时尚、音乐，这最后一道底线，也被欺诈、腐败、性滥交突破，最后一根稻草把西方文明压垮了。巴尔赞期望人们悔改，不再去重复互相残杀，而是让新的一代去做一个终结，去“发现一个过去，并且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现在”。
巴尔赞是一位学者，出版过三十余部重要著作。他的这本《从黎明到衰弱》最近也被翻译成了中文，由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译者林华的文笔很好，把标题中的Decadence一词译成了衰弱，给足了西方文化的面子。书中附上了诸多文化名人的溢美之词，把巴尔赞说成是一个无一不通的大师，风趣、博学、大胆的人文主义者，具有“终其一生才能养成的智慧。”我倒以为，与其把巴尔赞稳稳当当扶进“当代西方文化史”创始人的行列，毋宁去尊重他的警告。在该书（中文版）第815页，他插入了1962年《科学》杂志中对两本书的书评的标题：“科学是要作人的仆人还是要作他的偶像？”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心声，也是在举世沉溺于文化危机之中他想干一些事却又唯恐高节难继的幽独心灵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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