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马识途:“抗战作品要反映战争的复杂性” 在马识途写战争的那些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鲜活、有力,他们活生生立在书页中,诉说着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这些在《夜谭十记》《老三姐》 《清江壮歌》里都有体现。在马识途的小说里,你会看到,害怕上战场的农民战士自残躲进医院,几个月里一直心事重重,待重上战场真的失掉胳膊,却发自肺腑地 高兴——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受汉奸唆使拿着手电筒照亮的农民压根儿不明白,日军的飞机就是靠着他指引的方向轰炸了村庄,而他最终死在参加抗日的弟弟 手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马老随口讲出几个,都让人心头一阵酸涩,战争的主题无比宏大、沉重,却由这样一个个和你我一样平凡的肉体去承担、支撑,他们英 勇、坚强、无私、伟大,却也胆怯、无奈、思乡、软弱。马识途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明白,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多么伟大、复杂、艰难的一场战争,反映抗战 的文艺作品不好看,是因为他们没法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 马识途的文学创作早在中学时就开始了,后来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时,他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那里习得了受益终生的教诲,文学素养不断提升。为了抗日,他和从延安来的张光年一起办杂志,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写了一点东西后,就有信心了,人家也觉得,你还可以写点儿东西嘛。”根据地下党工作安排,他曾以《湖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前线采访,天天跟着战士们摸爬滚打,那时才知道真打起仗来是怎么一回事,“炮弹就在你眼前爆炸,咣咣的,到处飞,吓得我哟。但战士们不害怕,还教给我怎么躲炮弹,说炸过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因为敌人不会再炸那里了。” 后来,师部派人找他,一听跑到战壕里去了,立马急了,“怎么回事?记者怎么跑到前线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办?”马识途说,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到前线去了。晚上,趴在战壕里能听到对面日本人在唱歌,咿咿呀呀的,听调子很悲伤,他们好像很思念家乡的样子。我们的战士也很有意思,有个战士拿炮弹壳当花盆,栽了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植物,还开着花,“在炸弹里开花,这不就是《战争与和平》嘛。”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好像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都是别人的故事。离开昆明时,为了遵守组织纪律,马识途把之前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这其中就有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2010年,导演姜文把其中的《盗官记》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引起轰动。但当初那时候,马识途是不愿意去写小说的。 1959年,《老三姐》在《人民文学》发表后,邵荃麟、张光年找到他,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他能写下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马识途不乐意,他愿意做的依然是革命工作。是邵荃麟说动了他,“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此后,《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相继发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中对人性的挖掘和书写还让他一度遭受批判。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离休之后,他才成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的时间搞创作。说到这儿,马识途总觉得遗憾,觉得没有可以传世的作品。 文学作品终究还是要留给历史去评说,同行者或许很难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价。对自己的作品,马识途说一本都不满意,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所经历过的20世纪,所看到的、经历过的故事非常多,都可以变成很好的作品,许多作家都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而且我在西南联大学了4年如何写小说,也有写东西的本事了。但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写。一直到后来,年纪大了,现在虽然有时间写,但创作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脑子里还有大量的故事和素材,但拿不出来。本来我应该写一本传世之作,但是我一本传世之作也没有。不惭愧地说,我是个革命家,要说文学家只能算是革命文学家,为宣传革命写了一些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