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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马识途：“抗战作品要反映战争的复杂性” 在马识途写战争的那些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鲜活、有力，他们活生生立在书页中，诉说着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这些在《夜谭十记》《老三姐》 《清江壮歌》里都有体现。在马识途的小说里，你会看到，害怕上战场的农民战士自残躲进医院，几个月里一直心事重重，待重上战场真的失掉胳膊，却发自肺腑地 高兴——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受汉奸唆使拿着手电筒照亮的农民压根儿不明白，日军的飞机就是靠着他指引的方向轰炸了村庄，而他最终死在参加抗日的弟弟 手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马老随口讲出几个，都让人心头一阵酸涩，战争的主题无比宏大、沉重，却由这样一个个和你我一样平凡的肉体去承担、支撑，他们英 勇、坚强、无私、伟大，却也胆怯、无奈、思乡、软弱。马识途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明白，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多么伟大、复杂、艰难的一场战争，反映抗战 的文艺作品不好看，是因为他们没法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 马识途的文学创作早在中学时就开始了，后来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时，他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那里习得了受益终生的教诲，文学素养不断提升。为了抗日，他和从延安来的张光年一起办杂志，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写了一点东西后，就有信心了，人家也觉得，你还可以写点儿东西嘛。”根据地下党工作安排，他曾以《湖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前线采访，天天跟着战士们摸爬滚打，那时才知道真打起仗来是怎么一回事，“炮弹就在你眼前爆炸，咣咣的，到处飞，吓得我哟。但战士们不害怕，还教给我怎么躲炮弹，说炸过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因为敌人不会再炸那里了。” 后来，师部派人找他，一听跑到战壕里去了，立马急了，“怎么回事？记者怎么跑到前线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办？”马识途说，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到前线去了。晚上，趴在战壕里能听到对面日本人在唱歌，咿咿呀呀的，听调子很悲伤，他们好像很思念家乡的样子。我们的战士也很有意思，有个战士拿炮弹壳当花盆，栽了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植物，还开着花，“在炸弹里开花，这不就是《战争与和平》嘛。”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好像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都是别人的故事。离开昆明时，为了遵守组织纪律，马识途把之前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这其中就有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2010年，导演姜文把其中的《盗官记》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引起轰动。但当初那时候，马识途是不愿意去写小说的。 1959年，《老三姐》在《人民文学》发表后，邵荃麟、张光年找到他，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他能写下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马识途不乐意，他愿意做的依然是革命工作。是邵荃麟说动了他，“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此后，《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相继发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中对人性的挖掘和书写还让他一度遭受批判。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离休之后，他才成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的时间搞创作。说到这儿，马识途总觉得遗憾，觉得没有可以传世的作品。 文学作品终究还是要留给历史去评说，同行者或许很难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价。对自己的作品，马识途说一本都不满意，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所经历过的20世纪，所看到的、经历过的故事非常多，都可以变成很好的作品，许多作家都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而且我在西南联大学了4年如何写小说，也有写东西的本事了。但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写。一直到后来，年纪大了，现在虽然有时间写，但创作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脑子里还有大量的故事和素材，但拿不出来。本来我应该写一本传世之作，但是我一本传世之作也没有。不惭愧地说，我是个革命家，要说文学家只能算是革命文学家，为宣传革命写了一些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