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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去世九周年，张冠生推出《田野里的大师》还原费孝通田野调查现场 “这些史料应该归还给社会”  ▲学者张冠生出版《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资料图片) 《田野里的大师—— 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张冠生/著 海豚出版社 定价：52元今年4月24日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去世9周年。日前，学者张冠生的新作《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一书由海豚出版社出版。作者张冠生于1991年在《深圳商报》工作过，曾长期担任费孝通先生的助手，此书即是从他陪伴费孝通先生在全国各地调研时所写的“田野调查日志”整理而成。所选的11篇文章，成文于1993年至1998年间，以讲话实录式的全景方式呈现了费老的所言、所思、所行，不仅有详细的时间、地点记录，也包括所调研地区的特殊史料。 近日，深圳商报记者专访了远在辽宁调研的张冠生。在他看来，费孝通“自视甚高同时又虚怀若谷。用一个形象比喻费老，我总想到‘夸父追日’。他终生所‘追’，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民众康宁和社会进步服务，为此付出时代条件限制下的最大努力。” 应是鸿蒙借君手 《文化广场》：缘何写作这本书？ 张冠生：缘由很简单。费老是2005年去世的，如今快10年了。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为费老做助手多年，手边积累了不少资料，照片、底片、手稿、录音、笔记等，其中文字量最大的是田野调查现场记录。这些史料应该归还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使用。我的工作日志中，属于费老田野调查的内容，实际字数比这本书的字数多得多。这本小书算是尝试，找找感觉，以后会把全部内容都整理出来。目前，后续整理工作已进入上海大学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序列。 《文化广场》：在《乡土先知》、《民盟历史人物：费孝通》、《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之后，此次《田野里的大师》是您又一本写费老的书，是什么促使您一再地去写费老？ 张冠生：我本来没有“一再”写费老的主动考虑，是朋友和出版机构的邀约促成了这几本书。说到这里，想起费老生前曾说到他自己的写作缘由，他借了一句古诗——“应是鸿蒙借君手”。类似的感受，他还说过：我的一生文章结尾在什么题目上，不是自己定位，是时代定位。意思是自己在不由自主地遵从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去写，不是依着自己的兴趣写。借费老的话说，一再写他，大概是社会需求所致。我写费老最早的一本书，是1996年版的《乡土足音》，主要写给年轻人看。最近有出版机构联系该书再版的事，可见社会还是需要。 记录“找老师”的过程 《文化广场》：《田野里的大师》跳出常规写传模式，用第三人视角的日记体去还原费老工作时的情形，为何要采取这种写作方式？ 张冠生：本意是借助这些现场记录试着还原费老做田野调查的实际过程。他常说调查是“出门找老师”。我记录的是“找老师”的过程——带着什么题目，走了哪些地方，找了哪些人，讨论了什么问题，费老据此作了怎样的思考，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哪些新题目……这些记录整理出来，自然就是这种文体，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不是刻意而为。 《文化广场》：您是如何选出书中这些片段？为何选中在这九地的调查记录，有何用意？ 张冠生：为费老做助手多年，费老离去也快10年，现场情况记录之后，有些印象特别深刻，有些不那么深刻。这次尝试性的整理，选的多是印象深刻的片段。山东调查是我离开《深圳商报》就职民盟中央后跟随费老经历的第一次大型实地调查；重访温州是我助手生涯中起草行程报告难度最高的一次；访问江苏是领略费老与家乡父兄鱼水浓情的最佳现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考察利于记录他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持续关注；再加上“北戴河起草文章”和吴江、北京、深圳谈话，应该是在大约十万字篇幅内显示费老“文字后面的东西”的较好组合。 把调研看做“移动的课堂” 《文化广场》：您在费老身边的十多年里，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是怎样的？ 张冠生：我主要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出门调查之前，会检索搜集一些相关资料，集中起来带上。调查途中，录音、拍照、搜求县志、记录行程、整理录音、参加调研报告框架和要点讨论、留意记录费老在正式场合之外的只言片语……回到北京后起草调研报告，在报告基础上起草政策建议书。调研之外，费老有时会出于文人雅兴写点诗词和散文，比如看了滕王阁后要写《游滕王阁小记》。此时我的工作类似书童，帮助查查人物生卒年、典故出处及某些史实等。还有些工作是和三联书店、《读书》、《瞭望周刊》、《半月谈》等杂志保持联系，及时告知费老文稿、书稿的动态情况，届时转交，免误刊期，及时出版。 费老在民盟的工作，大致分三部分，一是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和全国“两会”，二是民盟的中央全会、常委会、主席会议，三是实地调研。1990年代，费老每年的实地调研多在170天上下。他把调研行程看做“移动的课堂”，不顾年迈力衰，“行行重行行”。每天早起后即开卷阅读，上午、下午通常是实地访问，农户、田地、大棚、车间、市场、店家、学校、座谈会……晚间看过新闻联播后，多数时间是阅读、写作，偶尔看看足球赛转播。地方领导考虑他年迈，有时安排半天休整，以放缓节奏。这“半日闲”总是费老的集中阅读和写作时间。他写《游滕王阁小记》就是在调研途中，我陪着，查资料，一老一小，默不作声。那天上午，我留意了一下，费老的工作效率是每小时书写大约千字。 时间跨度最长的命题 是“文化自觉” 《文化广场》：您曾撰文称，费老一生中有三个时间段比较重要，这三个时间段都有怎样的特点？ 张冠生：上世纪20年代后期，是费老一生志业的萌芽到初步成型时期。他在暮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他20岁之前的文章里看出苗头。40年代，是他一生学术生命的最盛时期。脍炙人口的《乡土中国》、《民主-宪法-人权》和他自己最为看重的《生育制度》等著作，都出自这个时期。同时，费老以学术为根基的政治参与由此时开始。90年代是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中心期，也是他终身学术研究的集大成期。“文化自觉”命题便是此时提出并作出解说。比起20年代和40年代，“变化与发展”是多方面的，也大有意味。概要说，变化里有遗憾，发展中有安慰。费老曾表示，早年做社会调查时“单枪匹马”，行动自由，见闻真实，晚年就做不到了。但晚年里从《孔林片思》开始，一步步写出了“文化自觉”文章，格局之大，气象之雄，影响之深远，足以让费老有所慰藉，尽管他说只是“破题”。 《文化广场》：在费老的《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他提到：“我从自己过去的半生中拣出了认为值得谨守的四个字就是‘志在富民’”，可到了1997年10月30日在北京的谈话中，费老又提出“文化自觉”，那么这个“文化自觉”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张冠生：这个问题涉及理解费老的最关键处。“半生”和“一生”的组合，是个入口。半生中拣出四个字，是“志在富民”。一生中拣出四个字，就是“文化自觉”。此时，再用“志在富民”描述费老，就不合实际了，因为他还提出过“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富而后教”的问题。关于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我曾从最初萌芽到最终成型追索全程，写了长文《应是鸿蒙借君手》，记述了大体过程。这篇文章可证：费老95岁生命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命题是“文化自觉”而不是“志在富民”。 “‘老来补课’影响着我” 《文化广场》：与费老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哪些言语、行为影响您最深？ 张冠生：影响我最深的费老言语有三段。 第一段写于1928年——“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了你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熄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唯一的责任。” 第二段写于1938年——“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的基本需要。……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第三段写于2000年——“我已说过多次，‘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我却有点辜负了时代，……我所处的这个盛世已为我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我却让它们在手边滑过去了，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我80岁的时候想起了8岁该看的书还没有看，所以需要补课。” 影响我最深的费老行为也有三点：一是他一生“随处记出一些……值得留意的东西”；二是他一生坚持“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力促“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三是“老来补课”。尤其是“老来补课”，决定性地影响到了我的后半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