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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掌故》第一集，据说加印了好几次，简直有洛阳纸贵的趋势了。第二集甫至，我即迫不及待于返家途中拆开翻阅，而书中所关注的话题，也是与第一期一般，令人不忍释手。比如中有胡文辉大文《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说到梁鸿志引以为豪的“三十三宋”流传及下落，资料充足，论证严密，读来如春日赏花，有目不暇接之势。不过以我目力所及，关于三十三宋，还有一些片段可以与胡文互补。
    在上海博物馆所藏1957年12月25日郑振铎致徐森玉的信中，恰好也曾提及梁氏如夫人捐献“三十三宋”之事，他说：“前几天见到陈毅副总理。他说，梁的‘三十三宋斋’中物，已由梁的姨太太捐出，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虽只存了‘三十一宋’，但有‘辛稼轩’在内，乃是了不起的!后晤斐云，知道仍是由上海文管会收到的。我们都未见到这些东西，要等到毛主席看了之后，才能给大家看，也可能予以展出。”在同一封信中，郑振铎又说到：“刚写到这里，国务院陈毅同志约我去看‘三十三宋’，仔细地看了一下，兴奋得很!虽有几开靠不大住，但大体上是好的。”结合胡文中引到的本月16日郑氏日记，可知西谛给森玉先生这封信是分几次、持续数日才得以写成。当时知识分子之夙夜在公、不遑暇居，积极投身文化建设的情形，也于此可见一斑。
    另外，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梁氏遗孀最初是将这批东西捐给上海文管会的。胡文所言捐献由章士钊始终其事，或许是指从上海文管委而献诸中南海这一阶段吧？疑不能知。至于梁氏遗孀所以与上海文管会接洽捐献之事，除了就近原则之外，恐怕还有别的考虑。那就是当时的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先生本系梁鸿志旧友，这次的捐献，应该是与幕后的徐森玉先生分不开的。以浅见所知，早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正月二十二日，森玉先生就曾与梁鸿志、朱联沅同游京师之江亭。《爰居阁诗》卷二有《正月二十二日同徐森玉朱芷青登江亭》：“平生积毁不成衰，作健还应有别才。二客风轩共言笑，一城寒色动惊猜。伤高怀远终何益，就寂辞喧信可哀。欲去长安宁不忍，此亭端欠百回来。”可以为证。但两人之相识显然还要在此之前。
    梁鸿志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毕业之后，曾为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而徐森玉在这年的九月，以叶景葵之荐，为当时的盛京将军赵尔巽所聘，先后就任奉天测绘学校监督和奉天工业学校监督。则两人之相识，很有可能就在此时的奉天。大概是在宣统年间，梁徐二人先后返回京中，交往非常频繁。如宣统三年的三月二十日，森玉先生还曾在梁鸿志座中与郑孝胥相识。据《郑孝胥日记》：“午后，过梁众异。座间晤其友号森玉者，云颇攻内典。约余廿五日至象来街观音寺赴佛学会。森玉谓此间有江西李正纲，最有功夫，在图书馆，乃桂白华之戚也。次则蒯君，为俪卿之侄。”同年五月三十日，当时的京师图书馆又延聘徐森玉及梁鸿志、胡玉缙、陈衍、饶叔光、杨裕芳六人同为名誉经理员。到了1927年，日方以庚子款项在京设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并聘请梁鸿志、柯劭忞、王树柟、日本服部宇之吉、王照、贾恩绂、王式通、江庸、胡敦复、杨策、日本濑川浅之进、李盛铎、傅增湘等人为图书筹备处评议员，另聘徐森玉先生为图书筹备处事务主任，负责征集图书。这些事迹都可见两人的活动范围大体相似。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日情势逐渐紧张，而梁徐二人一则以宦学二途，再则以政治立场之相异，也就渐行渐远了。但毕竟数十年之交情仍在，故而，在1942年10月18日重阳节这天，梁鸿志就曾将其己卯年第二次校印本《爰居阁诗》十卷签赠徐森玉。此书首册封面存梁氏手题：“森玉先生吟定，梁鸿志呈。壬午重昜。”下钤“迂园叟”朱文椭圆印。但这次赠书，恐怕还不仅仅是意味着两位旧友之间以书存念，藉志鸿泥而已。这时候的徐森玉，其实是作为重庆政府教育部的要员，前来上海协助当时的文献同志保存会鉴别和运送劫余的古籍善本的。据郑重先生《徐森玉画传》中所言，徐森玉此时曾借助梁鸿志之力，运送文物至后方。也就是说，梁鸿志之赠书，实际上是可以看作两人在此期间合作的一个纪念物。而正是由此种种因缘，梁氏如夫人在1957年才会将梁氏旧藏的“三十三宋”通过上海文管会捐诸国家。
    这期《掌故》中，还有范旭仑先生《钱默存收女弟子》一篇，言及现在已经少有人知的何灵琰女士，曾因徐森玉之介，跟随钱锺书短暂学习。范先生对钱何之交往，考证周详，但千虑一失，他在文中于何灵琰与徐森玉究竟是何关系，并没有去深入探究。事实上，当时徐森玉之所以会介绍何灵琰从学于钱锺书，而钱也拒绝无力，是因为当时的何灵琰，是森玉先生即将过门的儿媳妇，也就是其长子徐伯郊的未婚妻。徐森玉先生是默存先生同意收录何灵琰女士为弟子的幕后推手。
    伯郊与何氏的婚姻到底持续多久，现在还不能确知，但两位的婚礼是1947年6月28日在上海逸园举办的。何氏时年24，与伯郊相差13岁。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故时日未久，二人即告仳离。也因此之故，数十年后何灵琰在其名为“擦肩而过”的博客中回忆这段历程时，只是含混其辞地说：“家父对我的教育是新式的，即‘女子德才要双全’。为了让我的英文不要成为留学的障碍，便四下里托朋友，给我找一位高水平的英文家庭教师。一位长辈和家父说，给大小姐(就是我)找到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是从英国回来的，有相当深厚的英文和中国文学功底。我的这位长辈是当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对这位年轻人相当推崇。父亲接受了徐老伯的提议，没有两天，这个年轻人来到了我的家里，做了我两年的家庭教员，他竟是我的大学英文教师钱锺书。听徐老伯说，当时钱先生曾婉言谢绝了他的提议，但是在徐老伯的再三请求之下，钱先生勉强同意了。”这段婚姻虽然未得令终，但当年伯郊与何灵琰的婚礼也曾异常盛大，在刘国柱编著的《古今中外名人轶趣》一书中，曾说起过何氏之父何竞武的发迹史，其中也曾言及：“他在上海嫁女，虽然比不上杜宅做寿的排场，但也够轰动一时，非同小可。杜月笙对他也称兄道弟，趋贺临门。这在上海滩上，算得是风头十足了。”
    这桩短暂的婚姻在几十年后，已经知者甚罕。而我所以有所耳闻，则是因为在数年之前，我曾就此事分别询问过文堪先生和森玉先生外孙女王圣思教授。王教授在2011年10月19日来函告云：“我与美国的亲友联系了，他们告知伯郊大舅的前妻应该叫何灵琰，他们有的在美国曾和她一起唱过戏，她并没有改过名字。看来森玉外公填表是根据字音而误写了，我以前听母亲提起时也听成何灵瑗，yian和yuan，读音较近，就混淆了。特告此事。”而随后不久，文堪先生又来信告知我何女士的博客。也正是因为在这里读了何灵琰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女士，还曾经森玉先生介绍，问学于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