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范围的出土文献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先秦儒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在文字学学者的释读基础上，儒家经典学和哲学史、思想史学者对新发现的简帛文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比较而言，宋明理学新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则相对沉寂。彭国翔先生对黄宗羲《理学录》和姜希辙《理学录》的发现和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亮点，对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宋、元、明儒学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彭国翔先生2003年在搜寻和阅读古籍时，偶然发现了黄宗羲失传已久的《理学录》，后来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姜希辙《理学录》的存在。2009年，他发表了“黄宗羲佚著《理学录》考论”。两年后，他又发表了“姜希辙及其《理学录》考论”。这两篇各有四万余字的专题论文，如今均已收入其《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
    梁启超谓：“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以今天的学术视角衡之，此说或不无商榷之处，但是将《明儒学案》视作第一部较为完整、客观的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迄今仍是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学术史的研究表明，刘宗周《皇明道统录》、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海门《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等都对黄梨洲著《明儒学案》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与《明儒学案》以及《宋元学案》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无疑是这两部新发现的《理学录》。根据彭国翔先生的研究，黄梨洲在撰写《明儒学案》之前，其实已经先编纂了一部梳理宋明理学的著作《理学录》，而其亲密友人姜希辙也撰修了一部同名著述《理学录》，成书的时间则更早。并且，两部《理学录》正是《明儒学案》的前期准备和直接的文献来源。黄宗羲的《理学录》以往有学者认为已经遗佚，而姜希辙的《理学录》则完全湮没无闻，不为人所知。因此，这两部《理学录》的发现，对于宋、元、明儒学史颇有意义。
    根据彭国翔先生的研究，黄宗羲《理学录》包括十六个学派（部分有残缺），共录宋、元、明儒者242人。其中，明代理学部分有五个学派，余下的十一个学派则是宋代和元代理学的部分。姜希辙《理学录》除了开首的《阳明先生宗印录》（刘蕺山对王阳明文献的选录）之外，共有八个学派，其中阳明后学占了一半的比例，分别是钱绪山学派、龙溪学派、邹氏学派、刘氏学派。显然姜希辙《理学录》仅限于明代儒学，且以阳明学为主体。而黄宗羲《理学录》中明代儒学的五个学派完全不包括阳明学及其流派。对比不难发现，两部《理学录》在内容选材上具有高度互补的特点。不论是单就明代理学史比较，还是从宋、元、明儒学史整体来看，这个特点都非常明显。
    至于如何理解这种互补性，作者给出了两种可能的推论：一是姜希辙《理学录》早出，所以黄宗羲在编纂其《理学录》的时候就自觉地略人所详，详人所略；二是今天的残本黄宗羲《理学录》原有的阳明学部分散佚了。同时作者也指出：“不过，黄宗羲的详略取舍之间，也许未必如此泾渭分明，一定要合乎逻辑上的排中律。他在明代的部分忽略阳明学的内容，也未必非得连同白沙学派与甘泉学派的内容也要弃之不顾。”
    从儒家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明理学经过近六百年的长期发展，在明清之际已经到了批判和总结的时期，因此大量的学案体著述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史范围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有一种整体性的思潮：他们受到明朝覆亡的强烈刺激，希冀通过整理之前的学术思想史，来反思文化症结，表达现实关怀。质言之，整理宋、元、明三朝的理学思想遗产，应该是当时一些儒家学者共同的问题意识。
    由这种共同的问题意识出发，编纂学案就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明清之际一些儒家知识人在思想上互相激荡的结果。黄宗羲所谓“海门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明儒学案·发凡》）。首先就表明梨洲对其前的两部学案体史籍《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皆曾寓目，而《明儒学案》的编纂则是要自觉地避免他所谓的不足。
    总之，两部《理学录》的发现以及彭国翔先生基于这些新文献、新证据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近世儒学史图景的认识。既丰富了我们对学案史演变发展过程的理解，也为我们深入把握宋、元、明学术思想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像这样精专的研究，笔者盼望能够不断问世。
    最后附带谈一下所谓“发现”。新文献的发现，无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早在两部《理学录》之前，彭国翔先生就对宋明理学范围内的文献屡有新的发现。如此众多的创获，就绝不是一句“好运频频眷顾”所能够充分解释的。必须承认，作者有意识地广泛搜寻和大量阅读相关古籍才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质言之，带着问题意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才是发现新材料的根本。例如，明万历四年泾县查氏（查铎）刻本《龙溪会语》六卷的发现，就是作者为撰写博士论文《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做文献准备工作时，1996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发现的。由于事先对王龙溪相关的文献材料掌握极为充分，作者很快就发现该刻本有许多其他版本不见的佚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难设想，如果不是早已对明刊王龙溪文集的各种版本烂熟于心，对相关问题高度敏感的话，即便是新文献、新材料近在眼前也一定会视而不见，当面错过。西谚云：Chance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诚然不虚。又如作者在并不知道《中鉴录》一书尚存的情况下，就依据王龙溪自己的书信和相关史料撰写“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后来得见善本明刊《中鉴录》之后，发现该书并不影响原文的论旨，只是增添了支持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善于利用史学手段的一个绝佳范例。此外作者还有编纂“王龙溪先生年谱”、“周海门先生年谱稿”，考辨《樗全集》及其作者（这三篇论文如今俱收入《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一书），辑佚钱德洪语录等等文献考证工作。这些高水平的成果，充分表明彭国翔先生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明代儒学的文献异常熟稔，对相关问题有敏锐的把握，这其实与他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立场与自觉有关。
    以两部《理学录》的发现和研究为代表，《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一书所反映的作者在中国思想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一系列专深研究，虽然自有其独立的意义，但与更为人所知的作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学方面的成果之间，其实也是相互支援的。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为《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所作的序言中所说：“本书所收‘辨正’与‘钩沉’十三篇，事实上，都和哲学及哲学史密切相关”，“其贡献绝不限于‘学术史的领域’。”
                                                   （全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本次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