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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典籍选刊”，和“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一样，是中华书局一套大型的古籍整理出版丛书，主要集中于道教最基本的典籍和各种流派的代表作，就内容性质而言，主要选取传记、类书、丹经和以老庄为重点的其他重要道经。在诸多的古籍整理版块中，“道教典籍选刊”独具特色。 这套书中最早的一本书是著名道教学家王明先生整理的《太平经合校》，出版于1960年。当时，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宗教著作的出版几乎无人问津。《太平经合校》一书之所以能充当了这样一匹黑马，得益于“有人说它‘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否则也不敢出”。（陈金生《二十八年为书忙——述哲学编辑室的工作历程》，收入《回忆中华书局》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87页。) 不过，当时还没有创立“道教典籍选刊”这套丛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才有此动议。几经努力，1982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提出，道教典籍“拟选出一部分与研究哲学思想史关系较密切的，加以点校、注释，编为《中国道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才算是正式创设。《太平经合校》就成为收入这套丛书的第一部著作，以后不断重印。2014年10月，我们推出了本书的改型重排本，除了根据学界意见，纠正了一些文字和标点错误外，我们还选录了王明先生在《合校》一书首版后撰写的《太平经目录考》及《论太平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两篇文章附于书后，方便读者了解作者在《合校》一书成书后有关《太平经》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认识。一部书稿出版后，几十年内仍不断重印再版，有力地彰显了优秀古籍整理著作的勃勃生机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大意义。 《太平经合校》之后，紧接着是《无能子校注》的出版，也出自王明先生之手。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这两本书以外，王明先生还帮助中华书局撰写了《抱朴子内篇校释》，初版于1980年，在1982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提出设立“新编诸子集成”之后，收到了该丛书中。可以说，王明先生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典籍整理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学术典范。我们理当永远铭记。 截止到2015年年初，除去《太平经合校》和《无能子校注》，“道教典籍选刊”又相继推出如下品种，即：《天仙金丹心法》（1990年）、《悟真篇浅解》（1990年）、《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1993年）、《老子指归》（1994年）、《化书》（1996年）、《南华真经注疏》（1998年）、《云笈七签》（2003年）、《南华真经副墨》（2010年）、《神仙传校释》（2010年）、《广成集》（2011年）、《登真隐诀辑校》（2011年）、《真诰》（2011年）、《道言五种》（2011年）、《道德经注释》（2012年）、《真灵位业图校理》（2013年）、《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2013年）、《养性延命录校注》（2014年）。绝大多数品种出版后，屡有重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记得，《化书》的整理者之一李似珍老师就在邮件中告诉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向她表示，就是因为这本书知道了她的名字。李老师很感慨，没想到这么小小一本书竟有如此影响力。 我从2005年毕业后就供职于中华书局，2006年年底的时候，书局内部酝酿部门调整，我申请加入了哲学编辑室，这个部门主要从事经学、子学、宗教典籍的整理出版业务。当时，原来负责“道教典籍选刊”的编辑已经于几年前调走，这套丛书的工作一直处于中断状态，领导就安排我接手此事。其实，我读书期间曾浅尝辄止地看过几本佛教典籍，算是有点粗浅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对佛教更感兴趣。当我被指定任务时，我心里还挺犹豫，主要是对道教一无所知，害怕无所措手。但不管怎么样，当初的彷徨、忐忑都化作如烟往事，我总算与“道教典籍选刊”一起成长起来。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下这几年“道教典籍选刊”发展之路。我本想更多地介绍一下书局的前辈们在策划、编辑这套丛书时，与作者们打交道过程中的逸闻轶事、辛苦忧勤，但由于大量档案的缺失或没有记载，费尽心机之余，基本一无所获。我们只能面对2005年之前的一本本图书，畅想各位作者和编辑前辈们的丰功伟绩了，图书的字里行间，沉淀着他们无怨无悔的智慧与汗水。 我为这套丛书策划、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南华真经副墨》，说来也有一段因缘。2006年9月份，我参加了第六期全国古籍社编辑培训班，培训期间，我认识了当时巴蜀书社的谢正强编辑，他是道教研究的学术重镇四川大学毕业的道教学博士。他与培训班各位同行交流道教学术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于次年接手“道教典籍选刊”之后，我多次通过电子邮件与谢博士交流，请教了一些有关道教学术圈的问题，还曾在9月份当他来北京参加某项活动时，拜访他，与他做了一次详谈，向他了解了学界的很多状况，希望这项工作能有点起色。他后来向我推荐了《南华真经副墨》这部书稿。 书稿的整理者是浙江的蒋门马先生。人如其名，蒋先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是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在宁波电视大学教英语。但他醉心于道教文化，且造诣颇深，曾在其他出版社出版过古籍整理著作。他还主持了一个名叫“白云深处人家”的网站，旨在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大量的道教文献，在海内外道教学界极富盛名。经过审稿，我们发现，蒋先生不仅精通道教文献，而且娴于音韵训诂，书稿质量达到了我们的要求。蒋先生按照我们的要求，对体例等问题做了修改打磨，实现了与我们的合作。再往后，我们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帮我们整理清代黄元吉的《道德经注释》。 通过谢正强、蒋门马先生，我逐渐与很多喜欢道教典籍整理的人士建立了联系，这其中，不仅仅有科研院所的专业人士，也有很多蛰伏“民间”的非学院派爱好者。他们有的人还主动联系我，要么向我推荐人选，要么自荐书稿。《道言五种》一书就是在这种互动中问世的。这本书的整理者叫蒲晓锋，曾经师从过当代名医胡海牙学习中医针药学。他通过蒋门马先生的介绍，联系上我。我们合作了《道言五种》这部书稿。他当时租住在北京丰台区，没有正式的工作，在一家出版社做兼职编辑。他对版本非常地关注和痴迷，哪怕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民间抄本，他也要一探究竟，才敢动手整理。我们后来也协商过其他书稿，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再续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看起来毫无影响的抄本难得寓目而作罢。蒲晓锋这一种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和几个朋友为了搜集道教文献花了很多钱。特别是，当我有一次给他寄样书的时候，经旁边正与我聊天的同事的提示，我才注意到，他提供的租住的收书地址竟是一个小区的地下室。这让我感慨良久。 《神仙传校释》是中山大学胡守为先生整理的。这本书稿篇幅不大，但其修改、编校过程却颇费周折。为了修改事宜，我不知折腾胡先生多少次了，胡先生都认真对待。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很急躁，我给胡先生发邮件出言很重，警告他说，如果再改不好，出版以后会很快被新的整理本所替代。胡先生回信很坦然，说愿意甘作人梯，如被取代，是学术幸事。在此期间，胡先生还因为一次车祸，受伤住院。胡先生曾亲炙陈寅恪先生，后来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为当时的年轻气盛感到惭愧。 “结识”王家葵先生，是我截止到目前的职业生涯中最值得说道的事情。与他建立联系，说起来也很特别。2008年的一天，书局领导把南京大学赵益先生整理的《真诰》一书书稿交给我，让我处理这个选题。在审稿过程中，我向赵先生提出，陶弘景的《真诰》与《登真隐诀》属于姊妹篇作品，互相补充，互为表里，请他也把《登真隐诀》一起整理出来。赵先生以该书“散佚各处的比较多，一时难以完成，很难超越时贤”的谦词婉拒了我的请求，但他推荐四川王家葵先生承担此任，因为王老师此前做过类似的工作。我又请赵先生提供王家葵先生的联系方式，他谦称自己只是以玩票的方式来做道教典籍的整理工作，与道教学界人士交游不多，没有王家葵先生的联系方式。不得已，我就从网上搜索，也没有找到王老师的邮箱。但是，我发现了他的博客，我就申请了一个账号，以“小纸条”的形式给他留言。我记得，“小纸条”最多留言五十个字，我向王老师简单地自报家门，留下电子邮箱地址，说有事相求，请他回复我。没有想到，王老师很快回复了我，我们很快确定了《登真隐诀辑校》的选题。王老师动作迅捷，很快就交稿，贡献出了高质量的《登真隐诀辑校》，该书甫一出版，深受学界好评。 王老师对陶弘景情有独钟，继《登真隐诀辑校》之后，又贡献了《真灵位业图校理》和《养性延命录校注》两部书稿，都是古籍整理的精品。尤其是《养性延命录校注》一书，虽然国内外前贤时彦对《养性延命录》已有了多种整理本，但王老师以其精湛圆融的功力，使本书后出转精，超迈绝伦，增一字则长，减一字则短，达到了古籍整理著作的最高水平。目前，王老师正在为我们整理陶弘景（与梁代周子良一起署名）的另一部著作《周氏冥通记》，佳音可期。王老师身为中医药学教授，博雅好古，除了精通道教、医药文献，还擅长书法篆刻，他整理这几部著作的题签都是他自己的墨宝。回顾往事，我特别惦念“那张”消失在茫茫网络海洋中“小纸条”，正是它，在虚拟的世界中让我结识了王家葵老师。当然，我最要感谢的还是王老师本人，他那炽热的古籍整理情怀，不逐名利、甘于奉献的恢弘气势，为一套内容艰深、步履踟蹰的古籍整理丛书点亮了极为耀眼的光芒。 我们除了重视六朝梁代陶弘景的作品，还格外关注晚唐五代道门领袖、道教理论家杜光庭的有关著作。杜光庭是中古时代道教学术的集大成者，对道教教义、斋醮科范、修道方术等多方面做了研究和整理，被时人盛赞为“词林万叶，学海千寻，扶宗立教，天下第一”。终其一生，著述宏富，仅收入《正统道藏》的存世著作就有二十七种，其中包括《道德真经广圣义》、《广成集》、《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门科范大全集》、《墉城集仙录》等要籍；另外，《全唐文》收有他的文章302篇。谓之著作等身，绝不为过，乃至因此而产生“杜撰”一词。 杜光庭的著作，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两部书稿，其一是董恩林先生点校的《广成集》，其二是罗争鸣先生编校的《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董恩林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著有《唐代老学：重玄思辩中的理身理国之道》、《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等专著，对唐代老学深有研究。我很早就想约他做点这方面的工作。凑巧的是，2008年年底，董先生来书局洽谈其他项目，我们见了面。向他我提出整理杜光庭作品的建议，他答应整理《广成集》。虽然他当时书局之行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广成集》点校本却成为一个不错的“意外收获”。 华东师大古籍所的罗争鸣教授是一位杜光庭研究专家，专攻杜光庭的“道教小说”。上下两册的《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一书就是对杜光庭撰写的十种记传类著作进行了辑录、点校、辨正，分别是《录异记》、《道教灵验记》、《历代崇道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天坛王屋山圣迹记》、《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仙传拾遗》、《王氏神仙传》、《洞玄灵宝三师记》；另有附录两种，即《青城山记》和《毛仙翁传》。一册在手，杜光庭仙道类作品尽收眼底，特别是收罗了那些有较高价值，但由于篇幅较小，不宜单独成书的文献，省却了各个领域学者的翻检之苦。本书的辑校，充分发挥了罗先生的特长。 不过，这本书的诞生之路颇有曲折。罗老师最初拿出的方案是辑录九种仙道传记，与上述最终成书所收各篇相比，正文不包括《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一种，而是和其余小的仙道类文献收作附录，且次序也大相径庭。书稿最初定名作“杜光庭仙道传记九种”，我以这个名称向书局报了立项。但是，罗先生长时间纠结于书稿的定名问题，在完成九种文献的整理后提出，“这九种书不全是仙道传记，还有笔记类作品，如《历代崇道记》；而《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又属于道教地理的东西了”，有点文不对题，认为“叫《杜光庭著述九种校笺》更妥”。这个名称被我以“太现代了，且空泛”为由加以拒绝，我主张，可以从《道教灵验记》、《录异记》、《历代崇道记》、《神仙感遇传》、《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五部文献“皆属于‘（《道藏》）洞玄部记传类’这一事实”出发，借一下“记传”这个名号，作“杜光庭记传九种”；“虽然《墉城集仙录》等几种没有归入此类，但它作为传记作品是确定无疑的，与这个名字不冲突”。罗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最终签订的出版合同中就叫“杜光庭记传九种辑校”。虽然后来正文文献确定为十种时，有过定名“杜光庭记传类作品辑校”的设想，也有过“这个书名容易误以为这些记传都是关于杜光庭本人的”的担心，但相比较而言，只有“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差强人意了。在最终定稿的总前言中，罗先生对这个名称的来由做了比较圆通的解说，非常稳妥地把它定性为“结合道经分类传统和现代文体分类的‘权宜之计’”。把《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从最初收作附录的设想，升级为正文的一种，罗先生也做了认真的斟酌，用心良苦，只能说好事多磨了。我们联系伊始，罗先生就拿出了一个整理杜光庭文集的宏大计划，我考虑到，“杜集”篇幅太大，完成时日遥遥无期，再加上这套丛书不太适合收录大型的文集，就建议他选取重要者一本本的整理，充实到丛书中。罗先生正在继续着此类的工作，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好地合作。 经过学界和书局这几年的努力，“道教典籍选刊”算是取得了振衰起弊的效果，后续品种仍会不断涌现。目前已经进入了编校流程，未来一两年必能出版的有如下三种作品，即：高丽杨女史点校的《锺吕传道集 西山群仙会真记》、韩吉绍先生校释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和周作明先生点校的《无上秘要》。 上述所举的情况，都是大功告成的例子，其实，被拒稿或整理者延宕多年不予交稿的例子更多，个中滋味，甘苦自知。我曾经得到了学界很多师友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朱越利、王宗昱先生，他们给了我很多指导，尤其是推荐了很多整理者。朱越利先生曾经送我一套他主编的《道藏说略》，这套书把道藏文献分成分成了二十几大类，每类先总体上作介绍，然后再择要介绍该类的重要道经。这对于我这个道教的门外汉来讲，大有裨益，尤其是该书中择要介绍的道经，不就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和整理的选目吗？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也找到了很多选题。王宗昱老师除了推荐人选，几年前还答应帮我们整理《阴符经》，后来曾交了样稿，我期待此稿早日杀青。 2013年8月，“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向全社会公布了，“道教典籍选刊”赫然在目。应古籍办之约，也出于职责本分，我写下了上述的文字，以期缅怀前贤，激励自己，广交朋友，共襄盛举。 （原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6年第2期〈总第540期〉） 补记：这是我在2015年9月份写的一篇旧文。截止到目前，文中的个别细节已经起了变化。定稿那会儿，我与王家葵老师尚缘悭一面，现已当面仰承教诲矣。《锺吕传道集 西山群仙会真记》和《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业已出版。王宗昱老师整理的《阴符经集校》也已经交稿了。此次推发小文，不改旧颜，原装奉献。——朱立峰 道教典籍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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