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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01/27/nw.D110000zhdsb_20160127_1-19.htm?div=-1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6年1月27日 作者：赵凯球 第19版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由于史料的匮乏，也是研究的难点——很多问题经过长时期的探讨，仍然没有搞清楚，或存在很大分歧。杨恩玉博士针对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萧梁政治制度，作了多年潜心研究。其成果《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特点一、考证精深，创新性强。杨恩玉师从我的老朋友、已故的郑佩欣教授；又于2010年在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胡阿祥教授。规范的学术训练和严格的学术要求，加之名师的言传身教，塑造了作者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和精深的考证功夫。他敢于质疑，勇于创新，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细致梳理，发现了存在的不少疑点；进而通过辨析考证，否定了既有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例如，学者通常认为，官班制的性质与官品制相同，并依据官品制来分析官员的官职迁转次序。《考论稿》则首次提出：“官班制是一项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它与官品制的性质与用途判然有别”；“由于它从魏晋宋齐的官班、官阶继承发展而来，它对于认识魏晋宋齐的同类问题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第140—141页）。再如，古今学者一般认为十八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来，还有学者主张梁官班制来自对北魏孝文帝官品析分的模拟。《考论稿》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缜密的辨析、质疑，通过对魏晋宋齐时期大量的制度规定和官职迁转实例的阐释，证明“梁官班制是由魏晋以来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第175页）。又如，对于萧梁经学生策试的成绩，学者认为有甲科、高第、明经、推第、清茂等，甲科仅限于宗室子弟，高第为第一流的名门，明经是门第最低者。按照常理，成绩等级应属于同一个系列，不能A、B、C，甲、乙、丙、丁，优、良、中、差混用。这些所谓的成绩等级存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考论稿》通过缜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甲科’即是‘高第’，二者不分高下”；“明经、清茂都是策试的科目，而非成绩”；“‘推第’是‘擢第’之讹，形近而误”；“萧梁经学生策试是十个问题，成绩等级分甲、乙、丙三等即高第、中第、下第三等，其标准分别是答对十条、九条与八条、七条与六条。六条以下为不合格，不予擢第”（第337页）。据史书记载，南朝不仅有太学生，还有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但有学者认为这些太学生应为国子生，太学应为国子学。《考论稿》考证出许懋入太学在宋顺帝升明元年（477），江革入太学不晚于永明二年（484），而当时的刘宋和萧齐都不存在国子学。因而这里的太学显然不是国子学，从而证实南朝太学的存在（第275—276页）。此外，诸如萧梁国子学建立的时间、官班制的作用、宋齐勋位的等级、国子学与太学的关系等问题，《考论稿》也都提出了新的见解。诚如王永平教授所说：“作者对不少学界名家已有论述的问题，皆有新见，且言之成理，似更合理”。 特点二、校勘独到而精彩。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对史料的正确解读，而对史料准确把握的前提是对史料的校勘。学者之所以大多认为南朝没有太学，就是基于对《建康实录》以下自注的理解：“案，《舆地志》：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考论稿》对该史料校勘说：“‘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是许嵩语，而非顾野王语；也就是说，它应为《建康实录》的正文，而不是注释”；“‘二博士省’之下，也为许嵩语，而不是顾野王语”；“‘案，《舆地志》’被后人误植，其位置应在‘西有夫子堂’前，该书内容至‘二博士省’止”（第272页）。这样一来，该史料的语义就较为明白易晓了。《考论稿》进而指出：“到许嵩的时候这个地方被称为‘故学’，而不是顾野王在世的时候被称为‘故学’”；“东晋国子学在建康城（即唐朝江宁县城）东南二里一百步，而太学在建康城（即唐朝江宁县城）东南七里，前者在秦淮水西，后者在秦淮水南，二者分立两处，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显然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太学并没有并入国子学”（第272—273页）。这一精湛的校勘和分析，读后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再如，左民尚书到溉“左迁金紫光禄大夫”。钱大昕仅指出“金紫光禄大夫似非左迁之官”，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给出正确答案。《考论稿》则从官班制和《南史》的记载两个方面，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疑难问题。校勘在《考论稿》中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精湛的校勘能力。 特点三、抓住了时代特征，分析准确到位。萧梁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是——贵族制衰败、官僚制兴起；门阀士族衰落、寒庶阶层崛起。学者主张官班制具有封闭性、垄断性和凝固性，五馆在天监九年时即已不复存在，萧梁经学生策试舞弊横行等观点，都与以上特征不符合。《考论稿》论述官班制的开放性说：“齐梁时代，由于门阀士族衰落，寒庶势力兴起，官僚主义复兴，政府对官员学识才干的需求日益提高，社会思潮开始由门阀主义向贤才主义过渡……萧梁官班制是允许寒庶通过才干政绩晋升入流内官的。”（第150—151页）该书论述五馆一直存在时说：“萧梁时代的高门子弟，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纷纷进入国子学，通过策试步入仕途。五馆是寒庶子弟受业的学校……五馆没有停办的可能。”（第306页）《考论稿》对《颜氏家训》的“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分析说：“《颜氏家训》不是记载史事的书，它的用意是勉励士人向学，它的内容存在夸大其辞的倾向，我们不能对其内容看得太实。”（第342页）又如，该书指出：“在齐梁时期，国子生通过策试入仕得以盛行，主要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衰落”；“统领部曲的人无论出身豪强还是将门、吏门，基本属于庶民阶层，只有少数为下层士族。庶民只能凭借军功获取富贵……即萧梁部曲的盛行，深刻反映了门阀士族衰微、寒庶阶层崛起的社会现实”（第214、408页）。《考论稿》对梁武帝的皇储立长和太子监抚制的论述，则紧紧围绕南朝皇权的脆弱这一核心。 《考论稿》的初期成果是杨恩玉的博士论文《萧梁政治制度研究》。当初张学锋教授就对其评价说：“基本廓清了萧梁政治制度的面貌，成果显著……许多认识突破旧说，超越前人。”李天石教授说：“论文资料翔实，论述深入，新意叠出，文字流畅，不少方面可以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对于深化六朝史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郑佩欣教授如果得知他的弟子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金无足赤”，《考论稿》也难免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史料的引用稍嫌繁琐，语言文字的锤炼还有待提升，萧梁制度对隋唐制度的影响探讨还不够深入等。 《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杨恩玉著，中华书局2014年9月，46.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