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5-09/30/nw.D110000zhdsb_20150930_2-10.htm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顾农 2015年9月30日 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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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杂俎校笺》(全四册),[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中华书局2015年7月第一版,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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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段成式(803?~863)的琐语小说集《酉阳杂俎》(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鲁迅评说该书的贡献和特色道:“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靡)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文章“古艳颖异”。(《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集及杂俎》,《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唐人所著书大体完整无缺地流传至今者已不甚多,《酉阳杂俎》一书相当可贵,后来流行的有好几种版本,今人整理者亦非止一二家,其中自以新近问世的许逸民撰《酉阳杂俎校笺》(全四册,中华书局2015年7月版)为最佳。 古籍整理的主要任务在于校勘、标点、笺注;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古籍的种种加工之中校勘是第一位的工作,如果不能首先获得准确的近于作者原书原貌的文本,则标点和注释都将失去基础,弄不好很可能如沙上建塔,说倒就倒。可是为《酉阳杂俎》一书做校勘情况有点特殊,一般用来作底本的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赵琦美脉望馆刻本(后有1937年《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虽然是此书的传世最善之本,而其中错误仍然很不少,这些错误在可以作为通校本的诸本中往往皆误,所以通过版本校许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有鉴于此,许校另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子,本书《凡例》第二则写道:“本书之校勘,以笺证(稽考出处,征引典故)中发现之问题为重点,不另进行《酉阳杂俎》诸版本之对校。个中缘由,盖以此前已有方南生点校本出版(中华书局1981年版),版本互校所能取得之功效,彼书已发挥殆尽,此次并无新版本补入,故无须再次用力于死校。何况许多文字之是非,仅凭版本互校,既难发现,亦难解决。故本书倾其全力经营笺注,融笺校于一炉,冀以笺注涉猎之博湛,弥缝版本互校之缺失。”本书前言中更明确指出:“此次校笺,仍以‘校’居前,却不再拘泥于先校后笺之惯例,拟反其道以行,先以‘笺’开道,通过他校、理校探究致误之由,然后慎断是非,从严取舍,最后方始校改明显文字讹误。”他从《酉阳杂俎》一书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走熟路,探索新途,找到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新办法。“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此之谓乎。 既然《酉阳杂俎》多有各本皆误的情形,许先生大胆采用以“笺”带“校”的办法效果很明显,订正了传世诸本中不少错误。试举两个例子来看。续集卷二《支诺皋中》: 江淮有何亚秦,弯弓三百斤,常解斗牛,脱其一角。又过蕲州,遇一人,长六尺余,髯而甚口,呼亚秦:“可负我过桥。”亚秦知其非人,因为背,觉脑冷如冰,即急投至交午柱,乃击之,化为杉木,沥血升余。(第三册,第1520页) 文从字顺,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问题,看文后注[三],才知道原书中“交午柱”本作“交牛柱”,这其实是不通的;许氏据《史记集解》校改。“交午柱”指桥梁头四植木,亦即后代的华表。注文引《史记·孝文本纪》中的“诽谤之木”以及《集解》对此的解释云: 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应劭曰:“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 又引《史记索隐》所引韦昭的说法,指出所谓“诽谤之木”原是帝尧时代让大家写大字报提意见的一种设置,“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也”。后来更演变而为石刻的华表。何亚秦把那精怪背到这里,扔向华表,然后又来狠揍它,很快令它现出原形。 如果不是对古代的风习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非常熟悉《史记》及其三家注,改“牛”为“午”根本无从想到;而一旦改过来,读者立刻心悦诚服。又如续集卷四《贬误》:“予门吏陆畅,江东人,语多差误,轻薄者加诸以为剧语。予为儿时,常听人说,陆畅初娶董溪女,每旦,群婢捧匜,以银奁盛澡豆,陆不识,辄沃水服之。”(第三册,第1665页)“董”字原作“童”,“澡”原作“藻”,皆属于所谓形近而误,这里都是运用理校法改正过来的。陆畅的岳父姓董名溪,韩愈替他写过墓志;“澡豆”是古代的高级肥皂,外观有点像小食品,见于《世说新语》《千金方》等书。许书引证有关文献,把错字改了过来。为《酉阳杂俎》做校勘,必须具备多种知识,单打一的版本校是远远不够的。 著名校勘学家、小说史家程毅中先生对《酉阳杂俎校笺》的校勘路径予以充分肯定,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由于《酉阳杂俎》是一部会集诸书的丛钞,并非照录某一种书的原文,更不注明出处,很难确定它的史源是哪一部书。所以校笺也只能是按理校的办法,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作出自己的按断,尽可能地恢复原貌,使读者易于读通。这也许可以说是在四种校勘法之外,加上考证笺注的古籍综合整理法。陈垣先生说:“(理校法)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本书许多地方运用了理校法,但举出不少旁证,在校记中说明了依据,即使不是段成式的原文,也不难恢复底本的原貌。所以其危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此说通达,在未来的校勘学通论和教科书里,应在四种校勘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之外增加一种“综校”或曰旁证式理校,以区别于猜测式独断式的旧时理校。许校非常谨慎,凡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而凡改动原文者一律出校记,详细地说明其理据,这样即使万一有失误,也不难恢复底本的原貌。许氏不仅在《酉阳杂俎》的校勘实践方面取得许多新的进展,而且对校勘学的一般理论也作出重大的开拓和发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贡献。 《酉阳杂俎校笺》采用全式标点,也就是各种标点符号全都用上,而且还使用专名号(专名线);而非全式标点大抵不用引号和专名号——要加这两种符号比较费事:前者要确认引语的起讫,后者要明白哪些属于专门名词,这两件事大概做做并不难,而要做完全做彻底,那就往往很费劲,专名线的使用尤为费神。 许书在笺注中引用了大量古籍,其中颇有尚无今人整理本者,其标点都是由他新加的,这样就等于点了许多书,工作量很大。这应算是他顺便的贡献。 《酉阳杂俎校笺》用力最多的是笺注。为古书做笺注是一件很困难很麻烦的工作,为《酉阳杂俎》作这方面的加工更是近于可怕的事情。段成式是一位大杂家,他在这部书里无所不谈,而且“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笺注者要跟着他走一趟,一一作出解释说明,那就得同样是一位大杂家而且是知道得更多的大杂家。单是有些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用了。许逸民的笺注基本逐处下注,而皆准确细致,头头是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举几个例子来看。鲁迅先生在说起中国的肴馔时提到“《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按此菜帐见于该书前集卷一《忠志》篇:“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赉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阔尾羊窟利,马酪,音声人两部,野猪鲊,鲫鱼并脍手刀子,清酒,余甘煎,辽泽野鸡,五朮汤……”(第一册,第31页)有些还好懂,如辽泽地方所产的野鸡之类,另一些则不知何物,读许注然后可知“马酪”就是马奶酒,“清酒”则是经过过滤的醴酒(祭祀用酒),而“桑落酒”乃是中古以来的名酒——为此许注征引了《水经注·河水四》、《洛阳伽蓝记》卷四、《齐民要术》卷七(《河东神麹方造酒法》)等多处有关桑落酒的记载。“余甘煎”是用岭南特产余甘子制成的食疗品,“久服轻身,延年长生。凡服乳石之人,常宜服也”(《政和证类本草》卷一三引《海药本草》)。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赐予此物颇能反映皇上对他的关爱和恩宠。(以上详见第一册,第32~35)又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载: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儿女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第二册,第1039页) 记画屏上的美女下来跳舞,且能做高难动作,是很有趣的微型志怪小说。许书为这一段出了四条注:第一条解释“元和”,指出是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19)。第二条介绍说这位士人一说就是邢凤,并博引材料,详述有关情况。第三条解释“踏歌”,引《旧唐书·睿宗纪》与《资治通鉴》卷二〇六两份书证,更引胡三省注曰:“踏歌者,联手而歌,蹋地以为节。”这就说得很透彻了。第四条解释“规”,引《楚辞·大招》及王逸注,说就是“圜也”。有了这些笺注,读者的困难就全都解决了。 为当今的一般读者计,给有关语词作注,除了引用有关文献之外,最好对该语词有一个直接而简明的解释,可置于各条释文的最前面。这样可以让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其大意,然后再来慢慢看各种引文;如果他不想看那些引文,他的疑难问题也已经解决了。许书中多有这样单刀直入式的注文,但也有缺失的,大可补全。纲举目张,对于普及和提高都大有好处。 为了介绍《酉阳杂俎》中各条的来龙去脉,许书在各条的正文后注文前专门安排“本条又见”一栏,用以昭示本事出处,以及后世引述情况(参见《凡例》第六则),这一栏对于研究中国小说的流变大有用处。以“滚雪球”的方式继往开来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旧常态,“本条又见”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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