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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阿城 著 中华书局 2014年4月版
    ●远人（作家）
    谈起中国文化，国人总少不了在这个词组前加个“博大精深”的前缀。但究竟中国文化“精”在何处、“深”在何处，不是专研国学的人，只怕不得要领。因而以《棋王》享誉文学界的小说家阿城推出的新著不是小说，而是谈论文化的《洛书河图》，让我不禁有点好奇——这个题目能被一个小说家谈透吗？
    从中国文化的性质上看，我们可以说，神秘性是其核心之一。神秘不仅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如《诗》、《书》、《易》等书籍上，还在不计其数的图案甚至民族服饰上。打开阿城这本新著，很明显的特点是图片多于文字。之所以如此，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那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就能找到答案。在刘勰那里，神秘或文化的依托离不开与“物”的交游。它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奇特性和言与物的勾连性。更何况，阿城这本著作还有个直截了当的副标题：“文明的造型探源”。
    造型离不开图案。问题是，这些图案和文化有什么牵连？阿城的全书主旨是讲述“河图洛书”。在《周易·系辞》中便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说得十分清楚，河图洛书即为《周易》本源。因此可以说，阿城这部著作的雄心就是对中华文化进行一次探源的努力。
    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从上古至秦汉，始终都处于神秘状况当中，一直到宋，朱熹弟子蔡季通才入蜀找到河图洛书。朱熹对其研究后的解释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河图洛书“对过往事物的揭露，对现状的解释，对未来的推测”成为了个人及天下事的演论依据。这个依据更多的便是依靠河图的样子，也就是我们无人不熟悉的阴阳图。以阿城的话来说，“阴阳符图真的是完美到无话可说。”从图形上看，阴阳图当然完美，从文化上看，其造型所容纳的，便不止是表面的完美了。大凡中国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话所包涵的，便是我们先人对宇宙起源及演化的设想，它奠定的宇宙观标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万物周行不殆。在阿城的阐述中，河图甚至就是宇宙间围绕北极星旋转的星象。
    洛书与八卦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洛书（即九宫图）数目纵横相加的和都是15。从排列顺序看，奇数表示天道，偶数旋转表示地道。南宋数学家杨辉便是受洛书三阶幻方启迪，发明了四阶幻方，明代程大位发明了六阶和七阶幻方。幻方即纵横图，它反映出我国古代数学所达到的较高水平。
    阿城谈洛书时没有谈到数学，其着重点在洛书符形的推演过程。令读者惊奇的是，在阿城罗列的无数图片中，既有大量的古代纹彩陶盆，也有不断出土的玉器，其中很多玉器上带有洛书符形，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今天，大量的洛书符形仍然可以在苗族背儿带、瑶族婚礼服及壮族女装衣、履上随处看到。记得在少数民族较多的湘西等地旅游时，当地的少数民族装束的服饰之美让我印象颇深，尽管那种美给人一种神秘和化外之感，当时我却无法把它和洛书符形联系在一起。简单来说，洛书符形从根本上强化了我们民族的图像思维，它深入到我们民族的细微之处，从而使我们一步步看到文化的诞生源头。
    面对充满对称感的洛书符形，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老子的《道德经》。在书中，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众所周知，《道德经》的核心便是“道”为万物本原。在自然规律中，是“天之道”；在社会规律中，是“人之道”。在自然的对立中，充满大小、多少、高低、远近、厚薄、轻重、静躁、黑白、寒热、歙张、雌雄、正反、同异等等；在社会的对立中，充满美丑、善恶、真伪、是非、利害、祸福、生死、荣辱、智愚、吉凶、兴废、进退、主客、巧拙、难易、怨德、贵贱、贫富等等。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观点无不集中在洛书符形的对称当中。
    难怪中国文化历来便讲究此消彼长，讲究盛衰相依。
    不能不说的是，在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上，清代的杭辛斋在《易楔》、万弹峰在《易拇》中都有过论述。他们的结论是：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河图即先天，洛书即后天。河图洛书阴阳相抱，方圆相藏。这正是易学以宇宙为阴阳合体的表述核心。
    当然，如果要将易学包孕的问题及来龙去脉阐述清楚，读者需要的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阿城这本书令我惊奇的是，他采用造型解读为主要手段，深入浅出地将读者带到中国文化的根源处。说其深入浅出，是因为这本书不是阿城就河图洛书进行的一次严肃的学术创作，而是他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入毕业创作的学生上课录音而成。因此本书并不给读者艰深之感，与之相反，在阿城的娓娓讲述和图片辅助中，往往达到专者得其专、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通融效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虽然是文字，却处处充满阿城课堂上的种种口吻。说它是一本口语著作实不为过。口语带来的效果便是轻松，即使他谈论的话题决不轻松。阿城坦言，上课前未做讲义，是因为“内容早已烂熟于胸”。也正因为“烂熟于胸”，不论是讲述河图洛书，还是讲述天极、先秦哲学，进而讲述对东亚文明的猜测，都显得有条不紊和逻辑分明。
    有了河图即旋转星象的前提，阿城对天极的讲解便构成全书最厚重的一章，这一章也是最充满阿城个人见解的一章。在阿城眼里，中国古代天文体系的核心是“天极处于星象体系的正中”，因而在远古，东亚存在的只是北极星（天极）崇拜，而不是后来才传入的太阳崇拜。事实上，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在古人眼里，星和人是对应的，一颗星出现，就是一个人诞生；一颗星陨落，就是一个人死亡。在阿城这里，则利用大量的图片说明，天极即上帝神，早在远古的商、周时期，其形象便出现在青铜器中，哪怕在今天，苗族服饰图案中仍有迹可循。需要强调的是，在汉学中，这还是第一次通过图像，释读出天极和天极神的符形。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阿城通过造型解读，证明了中华造型文明的肇始便是星象系统的配置；证明了被视为民间艺术的，其实是上古文明的遗存、是罕见的文明活化石；经过星象系统，证明了中国文明与中亚、西亚、两河、古埃及、古希腊及欧洲文明的本质区分。
    如果说这本书的文字虽是口语，但其学术价值依然不低，原因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