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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杰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09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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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全二册),刘志伟等著,中华书局2013年第一版,88.00元 由郑州大学刘志伟教授主编的《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以下简称《赋类卷》)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规划的多卷本《文选资料汇编》之一种,分上、下两册,共计59万字,汇集了历代有关《文选》赋的研究资料。 资料汇编往往不受重视,却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资料汇编工作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中华书局策划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丛书享有盛誉,但受制于当前的学术考核标准,投入其中者日渐减少。且已出的资料汇编,发展并不均衡,不仅多集中在专门之家,年代亦多集中在唐宋以后。而唐前的作家作品,由于年代距今较远,研究资料相对较多,搜集、整理起来难度较大,故相关的资料汇编工作显得较为寥落。在这个意义上讲,《文选资料汇编》的规划和实施,无疑彰显出战略眼光与学术雄心。 《文选》收录先秦至南朝梁代的作品七百余篇,是现存最重要的一部唐前总集。而关于《文选》的研究,隋唐时期已成专门之学,千百年来,未曾断绝,新时期以来,渐趋繁荣。于此情境下,开展《文选资料汇编》的工作,不仅十分必要,也适逢其时。在《文选》所设的39体中,赋的分量不仅较大,而且列于首位,《文选序》曰:“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可知赋作在《文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赋类卷》的先期出版,不仅凸显了赋作的地位,而且为后续各体的分卷汇编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典范。 《赋类卷》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以下择要试论三点: 一、网罗繁富,源流并重。众所周知,收录资料的广度是衡量资料汇编质量高低的首要标准。《赋类卷》所收资料的来源包括总集、别集、诗文评、史书、经子注疏、笔记、小说、类书、方志等各种典籍,书末所列的“引用书目”,共分四个部分,集部之书361种,经子之书192种,史部之书54种,文选学专著18种,共计625种。这样的广度,在同类著作中,是并不多见的。同时,《赋类卷》所收资料的性质也极为多样。举凡作品的相关史料记载、后人的评论、疏解、拟作以及对作品真伪、本事、年代、背景、名物等的考证文字,皆精心采择,多所网罗。可以说,《赋类卷》充分展示出历代关于《文选》赋研究的基本情况与发展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历代赋学观念的发展变化。 一部优秀的资料汇编并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积,而必然会反映出相关领域的学术源流。《赋类卷》在采择资料时,就特别注重《文选》赋研究的源流,做到了源流并重。该书很多部分,都近于学术专题,可以令读者清晰地感知到学术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 二、体例严密,层次分明。资料汇编在资料的广度之外,还需注意编排方式。恰当的编排方式,可以更清晰地呈现采择的资料和编者的意图,便于阅读和研究者使用。以此来观《赋类卷》的体例,可谓恰到好处。 《赋类卷》的资料共分两大部分,总论和分论。总论为总体论述《文选》赋的资料,从宏观上论述《文选》赋乃至赋文体的源流、体式、创作、风格、功能等,依时代先后,分为唐前、唐五代、宋金、元代、明代、清代、现代七个部分。分论为涉及具体作品的资料,按照《文选》中赋作的顺序依次排列,每篇赋作的相关资料则大致以年代先后为次。这样的编排方式,既妥善区分了总论性资料与具体作品相关资料二者不同的面向,又兼顾到了各自的特点,眉次清晰,颇便省览。 值得注意的是《赋类卷》在体例上的创新与突破。《文选》中原收赋作56篇,但《赋类卷》根据若干赋作的特点,将原属一篇赋作而《文选》析为多篇的如《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等的资料,仍旧合为一处;并将一些关系密切的赋作,如《羽猎赋》与《长杨赋》、《高唐赋》与《神女赋》等的资料,并为一处,这样共列目48篇。如此就避免了相关资料的重复及强行拆分的失误,保护了资料的完整性和可读性。 除了篇目省并之外,《赋类卷》最大的创新之处是“附录”体式的设置。《凡例》第五条曰:“一些关联性较强的资料,则将后出者以附录形式辑录在初始条目之下,注明‘附录’,以便检寻。”从书中情况来看,“附录”的大规模出现,是基于关联性对文献资料的扩充,延展了文献资料的不同层级,呈现出学术发展的复式脉络,凸显了学术研究的历史流变,极大增强了资料汇编的学术史意味。此种编排方式,类似古代“纲目”、“正变”等层级设置,显示出清醒的学术源流观念和层级区分意识,但在资料汇编中从未见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三、识断谨严,补益多方。资料汇编虽然以汇编为名,但并非将相关资料悉数照录。选择取舍之间,最能考验编纂者的功力。《赋类卷》在此方面,亦极有特色。 最有代表性的,是书中对于旧注的辩误及相应处理。《文选》在古典时期,拥有多种注释,而这些注释在不同的版本中时有舛误,如何厘清《文选》的各类注释,是当前《文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作为一部资料汇编,如何处理旧注的疑误之处,是《赋类卷》必须面对的任务。《赋类卷》采取的办法,见于《凡例》第七条:“盖因注文流传久远,又经删削合并,多失原貌,故除可确定为李善、五臣注者,概以‘阙名’标目,以示谨慎。”检寻全书,此类“阙名”情况共有10处,看起来虽不多,但以提供资料的立场衡之,已然不少,足以传达出编者谨严的学术态度与强大的学术自信。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处理,不仅使资料归属更加精确,而且提点出专题研究的深度,颇见学术光彩。 更多体现编纂者识见的,是书中的“编者按”。《赋类卷》的“编者按”共有31处,总论部分7处,分论部分24处。从构成上看,内容十分丰富,包含考证、辨误、补充说明、提供线索等多种类型,其中以辨误为大宗。 总的来看,《赋类卷》的出版,代表着当前学界资料汇编工作的高水准,为多卷本《文选资料汇编》的持续进行提供了高起点,也为同类资料汇编著作设立了高标准。《赋类卷》的行世,必将促进《文选》学及中国文学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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