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竞艳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4022409225050652.jpg) 张世英先生的思想神游于古今中西之间,且能融会贯通。他晚年提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为中国哲学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4022409232861352.jpg)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4022409233820652.jpg) 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清风送暖,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张世英而言,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虽早因黑格尔研究享誉学界,他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的精神,踏上通往自我精神家园的归途。从黑格尔转向海德格尔,从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想家反观中国的道家与陶渊明,学贯中西的张世英提出了“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其哲学思想自成一家。2013 年岁末,这位九十有二的矍铄老人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作《张世英回忆录》和《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其字里行间留驻怎样的过往岁月,又闪耀着怎样的理性光芒?日前,《出版人》专访了哲学家张世英。 大师引进门 《出版人》:《回忆录》中有您与贺麟、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老先生交往的珍贵记录。他们在您的哲学生涯中占有何种位置? 张世英:1943 年秋,我因不满西南联大经济系一些课程中的“生意经”而转入社会系。后来又对社会系的某些课程不感兴趣。正好这一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程,他对“荷出污泥而不染”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崇奉的清高品格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和根据。就是在这样一个主要思想支配下,我于1944 年秋又由社会系转入哲学系。是贺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贺先张世英:回归自我精神家园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介绍、翻译黑格尔著作和广泛而又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他把陆王心学和黑格尔哲学结合起来,是一位“出中入西、儒家本色”的哲学家。 冯文潜先生是我的“西洋哲学史”和“美学”课程的老师。他对我的为学道路影响最长远的是,“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做到有扎实的功底,然后才是提出己见。”他特别强调多读和熟读经典原著。他著述不多,但博学深思,为文精细,是一位“精雕细刻、入木三分”的美学家和哲学家。 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与当时其他许多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相比,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理论性最强的。冯先生是20 世纪我国真正有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不仅哲理深邃,而且能诗善文,气势磅礴。我称赞他“博古通今,意在天下”。 我选修金岳霖先生的课有“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两门。金先生的课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对古希腊科学“自由精神”的赞赏。这种“自由”是不计较金钱、名誉,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索的精神。金先生就是这样“纯粹的哲学家”。我特别想成为像金先生那样“游刃数理、逍遥方外”的分析哲学家。 汤用彤先生融合古今,博贯中西,连通梵华。汤先生的讲课把我带入了一个“玄远之境”。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成竹在胸,大家气象”的哲学家。 我的这些老师们都是上世纪一流的大家,都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立思考的风格,西南联大独特的学风、校风同他们的为人、为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气度在我的学术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之为学,重功底,重学术自由,与我这些老师们的风范也是分不开的。 《出版人》:闻一多先生对您的人生转折有着怎样的影响?对于现在的哲学研究者“走出象牙之塔”,您有何建议? 张世英:我原来是一个自命清高、死读书、不问政冶的人。大约是在西南联大念二、三年级时,因女友彭兰的介绍,认识了闻一多先生,闻先生说他原来也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后因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才“走出象牙之塔”,起而反对国民党,走向进步。他要我也“走出象牙之塔”。我在当时全国大的政治形势下,受彭兰(她在当时联大同学中属于进步学生之列)的影响,便接受了闻先生的劝告,逐渐“走出象牙之塔”,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一心追随共产党,远离“象牙之塔”里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所以我常说闻一多是促成我人生重大转折的人。 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来,现在的学者,包括哲学研究者,当然都是“走出象牙之塔”的人,都强调理论联系现实了。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值得肯定和坚持。但是当今的学界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过于现实化,甚至是沉溺在现实之中。学术与金钱、官位、政治挂钩得太紧密,专心致志于学术的人不多,确有真才实学而不屑逢迎的人不受重视。梁启超早在将近一百年前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多处批评过那种“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学风,竭力提倡要尊重一心为学之人。我劝大家仔细读一下梁启超的这本书。我甚至觉得,今日之学者不妨借来一点“象牙之塔”里的清风,吹散当今学界中的乌云。我们的治学道路应是“面向现实,超越现实”。“超越”不是抛弃和脱离,而是既包含又高出之意。我们既要联系现实,又要有点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作品应是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之作。 为哲学寻新路 《出版人》:改革开放后,您的学术兴趣转向了德国现当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探索出了一条哲学的新路。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相比,您提出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的要旨是什么? 张世英:人怎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抱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我把哲学的根本问题概括为人生在世的“在世结构”问题。“在世结构”有两种:一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与世界万物交融的结果。我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把这种关系叫做“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二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看作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是主,世界万物是客,世界万物在人之外,二者分离、对立,相互外在,只是通过人的主动性、主体性对客体加以认识、征服,才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西方哲学对这种关系有一个现成的概括和术语,也是我国学界所通用和熟悉的一个术语,叫做“ 主体—客体” 关系或“主客二分”。中国长期的“前主客关系” 式的“万物一体”的老传统,其优点是高远的精神境界和群体精神,缺点是缺乏个体性自我的独立主体性和科学不够发达。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关系式的优点是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缺点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污染、物统治人以及极端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我主张把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与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关系式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把“主体—客体”关系式吸取和充实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中来,一方面避免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中那种不分你我、不分主体与客体之弊,一方面避免西方近代把“主体—客体”关系式奉为哲学最高原则所造成的流弊。这种哲学,可以借用中国的哲学术语简称为“万物一体的哲学”,但它不是传统意义的“万物一体”,而是一种超越了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这样的哲学乃是一种能以高远的精神境界指导人们发挥主体性、奋发前进、执着追求的哲学。 我以为这样的“万物一体”既是真,又是善,也是美。就一事物之真实面貌只有在“万物一体”之中(在无穷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中)才能认识(知)到而言,它是真;就“万物一体”使人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同类感和责任感(意)而言,它是善;就“万物一体”使人能通过当前“在场的东西”(例如通过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的语言等)而显现出隐蔽的背后的东西(例如“情在词外”之“情”、“意在言外”之“意”),从而使鉴赏者在想象的空间中纵横驰骋、玩味无穷而言,它就是美。所以“万物一体”可谓集真善美于一体。 中国人的“自我”觉醒 《出版人》:作为国内黑格尔研究的权威,您的《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已被后人奉为经典。在您看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精髓是什么? 张世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主要以西方思想文化为背景来描写西方人自我实现历程的大书。此书从人的认识(求知)的最初阶段“感性确定性”开始。尽管那是一个只知有某物而尚不知其为何物的最低级的阶段,但它已属于认识——求知的范围,人的自我已开始作为主体,把他物当作是认识的客体。这说明在西方人的精神现象学中,人的自我在其实现历程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作为认识——求知之主体的自我。在其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作为主体的自我便一步一步地不断克服其对立面,以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并由较小的主客对立统一达到较大的统一,以至最后达到最大的主客统一——“绝对理念”,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主体”,实即自我的最高、最终实现。显然,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西方人的整个自我实现历程,是一个自我不断与对立面战斗,不断吞并对立面而膨胀自身,以至最后作为一个“百战百胜”的“战将”(“绝对主体”)而出现的历史。“自我”从一开始,就有独立自主之意,全部历程在于自我作为主体与客体对立、作战。 同黑格尔所描述的西方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相比,我们中国人的自我实现历程,则一直还处于为自我的独立自主而奋力挣扎的阶段。如果说西方人的自我实现历程显得神采飞扬,那么,中华儿女自我实现的历程则显得坚凝悲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也是西方“自我专制主义”的产物,他的“绝对主体”早已为西方现当代思潮所摈弃,西方人自己也正在另辟蹊径,寻求新的自我实现之道。我们若能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上,认真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之所长,批判其“自我专制主义”,走出一条新路,则中华思想文化必能光耀全球。我受黑格尔的启发,便从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自我显现的历程的角度,写了《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这本小册子,来描述一下中国人自我实现的历程。 《出版人》: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后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然而和西方人自我实现历程的神采飞扬相比,为什么中国人的“个体性自我”却常常缺位? 张世英: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切关系。中国传统思想以原始的天人合一为主导,强调不分主客,不分物我和人我,把“个体性自我”湮没于天人合一的混沌的“一体”之中:或湮没于与自然合一的“一体”之中,而缺乏主体认识客体、征服客体之心,从而如梁启超之所言,“我国数千年学术,……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弊;或湮没于其所属社会群体之中,而缺乏独立自主的意志,从而导致缺乏民主自由之精神。所以我呼唤启蒙,呼唤个性解放。 《出版人》:朱滢教授在其著作《文化与自我》中提出,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您指出,“东方睡狮”之彻底觉醒、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在“自我”的觉醒历程中,您认为中国哲学乃至中华文化将去向何处? 张世英: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的优点是发挥了人的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成就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科学的发展;其流弊是西方人自我批评的“自我专制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论和自我主义。中国人的“互倚型自我”观的优点是群体意识较强,一事之来,大家群策群力,表现出狮子般的威力;缺点是依赖他人,个人的独立性和创新精神较少。我主张中西互补。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文化状态而言,我们应多一点忧患意识。 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未来,必须是在保持传统思想文化优点的基础之上,做点“补课”的功夫,着重吸纳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中“主体—客体二分”式中人的“主体性”精神,沿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开辟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前进。■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402240924037595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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