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兆光先生的新著《宅兹中国》，尽管是一部史学论域的论文集，但显然具有鲜明的论战气息。  《宅兹中国》 葛兆光著 中华书局 2011年2月第一版 330页，39.00元 离开汉语这个构成性媒介，根本不存在“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化”。汉语，即是我们所继承的那个思想-文化传统的血肉载体。惟有沿着语言的维度，我们才能够真正清晰地去梳理出作为一个思想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内生性的演变轨迹。 吴冠军 葛兆光先生的新著《宅兹中国》，尽管是一部史学论域的论文集，但显然具有鲜明的论战气息。作者的问题意识，直接来自晚近以来学术界遽然兴起的一股新风潮——以“亚洲”、“东亚”作为基本框架来叙述历史（诸如“研究东亚史”、“从亚洲出发思考”、“亚洲知识共同体”等等新兴话题），以及，这股“亚洲热”风潮背后的理论基底（即，葛先生所谓的“某种西方时尚理论的后设观察”）。 在葛兆光看来，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的“同一性”，正在遭到上下两个方向上的挑战：（1）地方性的“区域研究”，以地区差异淡化了“中国的同一性”（所谓的“以小化解大”）；（2）而晚近对“亚洲”或者“东亚”这一地理空间单位的热情，则同样是在淡化“中国的历史特殊性”（“以大涵盖小”）。不难想见，作为曾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多卷本《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等书的思想史家，葛先生对晚近史学界以“上下合攻”的气势对“中国”范畴之自明性进行竭力瓦解，自是会充满警惕，乃至抱有敌意。《宅兹中国》的副标题“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也清晰地标识出该著的论战性质。 葛兆光承认近二十年来日、韩、中那批学者高举“亚洲”范畴的积极意义（如，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对外抵抗“西方霸权”），然而，在他看来，“亚洲”范畴的自明性，恰恰比“中国”范畴更为可疑：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明治时期以降一批日本学者曾有意识地组织过一套关于“大东亚”的论述外，“亚洲”并没有任何可以被视作一个文化、知识、历史甚至政治的共同体的历史性根据。面对“亚洲”突然变成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单位’”的这股晚近学术风潮，作为史学家的葛兆光起而追问道：“‘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 “亚洲”叙述框架的这一晚近崛起，同二战前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叙述，自是在表面上极力撇清关系（尽管葛先生仍然对两者进行了谱系学上的考察）。当下“亚洲热”的正面宣称，如葛兆光所言，是出于对“欧美话语的警惕”，旨在“摆脱以欧美作为‘普遍性历史’”，亦即，旨在破除那种试图证明中国“历史上就是一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由此可见，“亚洲”框架的兴起，便正是要去取代那脱胎自欧洲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框架，取代现代史学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叙述视野的“国别史”。葛兆光也正是在知识学的意义上，把该新兴历史叙述称作为“后现代历史学”；而此种史学之代表性见解，便是杜赞奇等人把“历史从‘民族’那拯救出来”的学术努力。 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的努力，则同此种“后现代”学术努力正相逆反：在质疑“亚洲”叙述框架的基础上，作者恰恰提出重新回归“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葛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心论点便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渐建立的民族国家”；自宋代以降，它已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据作者自述，这是他很早以来就形成的一个“很固执的观念”。葛先生进而认为：“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和依据”，只适合欧洲的近代历史，而不适合中国。代之以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那“拯救”出来，他提出“当务之急不是‘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中去理解历史中国”。 根据葛兆光的看法，依此“理解方式”，宋代便可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代表“中国的‘近世’”：自宋代以降，在越来越庞大的四夷的压迫下，“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不断遭遇挫折，“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则应势兴起，“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作者以诗歌史为例，指出本来常常是樽前、花间的诗词，到南宋则被用来反复讨论“中国”和悲愤“番胡”（辛弃疾、陆游等等）。宋代文人在诗词中所表达的此种“民族主义”式的焦虑、紧张等情绪，在葛先生看来，乃呈现出了“历史中国”内的一个新的“一般思想世界”。而这个新的思想世界，便标识了“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我很认同葛先生对晚近学术界之“亚洲热”的质疑：从历史角度而言，这一质疑完全站得住脚。然而，我想进一步向葛先生建言的是：批评“亚洲”框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回“民族”框架。葛先生努力把“历史”从“亚洲”、“东亚”那拯救出来，但问题是，是否随即把“历史”再送回到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范畴中，从而完全无视杜赞奇等学者的学术工作？ 葛兆光在《宅兹中国》开篇便针对“从民族国家那拯救历史”的努力而提出不满：“可是如今有人竟然质疑说，真的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并宣称：挑战此种“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就是“本书要讨论的中心话题”。然而——让我们暂时悬置“给话语贴标签”的行为——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不应去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进行质疑？ 葛先生反对杜赞奇等人把“民族国家的历史”说成“虚假的同一性”的论点，以及，把历史从这种“虚假的同一性”中拯救出来的“后现代”努力；并严辞批评这种新潮史学的国内追随者——“很多人相信理论仿佛时装，是越新越好……不由自主地对坚持‘国家’这一研究空间的历史学有一种鄙夷，觉得在今天仍然进行这种近乎‘前现代’的研究方法，好像不仅‘落后’，而且有‘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嫌疑。”他进而提出，这些喜欢穿“理论时装”之人笔下的“中国”，却根本“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抛开“新 / 旧”、“前现代 / 后现代”等等标签不论，单从学理角度来讲，这种批判性的视角——从该视角来看，以“民族国家”之框架组织起来的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只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同一性”上——是否本身站不住脚？惟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才符合“历史论述中的中国”？“民族国家”，真的系“历史中国”内生出来的一种“实质性的同一性”（或者说“实质性的认同”）？惟有从“民族国家”这个视角来进行叙述，才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中国”的自我理解？ 葛先生说“当务之急不是‘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论述中，变成了一种客观意义上总是-已经在那里的自然之物。他进一步论证道：由于“汉族中国文明在很长历史时期中的延续”，因此“围绕‘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叙述”，便“比起另外选择和组合的空间的历史叙述，更加有明显的内在脉络”，“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然而，我恰恰对此种“历史叙述”抱有“固执的怀疑”：我不认为葛先生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如其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作出自己的结论”。“民族国家”，绝非“历史中国”之“内在脉络”里生出来的。 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反复强调：“始终延续的中国，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但问题是：中国真的可以被视作一个“始终延续的民族国家”？正如赵穗生在《一个建构出来的民族国家》中所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学术研究让我们看到，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既没有‘民族’这个术语，也没有‘中华民族’。”这是文献学角度的观察。而从思想内在的义理层面来看，“民族”与“民族国家”亦从来不是“历史中国”内生出来的一组概念——后者对契约论、自然权利论皆是彻底陌生的。宋代以降的王朝在解决自身秩序的稳定性问题上，仍是采取积极复兴儒家“纲常”意识形态的方式（理学之勃起、朱子学在南宋灭亡之后反而被上升为官学），而非依循欧洲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进路。否则，蒙元、满清二朝入主“中国”并被接纳到“历史中国”王朝代续的“自我理解”之中，便是彻底不可解释的。早在南宋，陈同甫在上孝宗书中有云，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这无疑是直接把女真人的金朝称作“中国”。“近世中国民族主义”倘若果以宋代为开端，那么女真人的“异族政权”又岂会在时人笔下（并且是在正式官方文件中，陈亮本人亦是与辛弃疾并世齐名的主战词人、一代大儒）被以“中国”相称？“天下主义”真的自彼时起被“民族主义”所替代了么？要知道：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林俟村、龚定庵一代思想家，仍是在“九州”、“天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天下主义”视野下进行自我理解，并接受满清这一“外族”作为华夏正统（政治上的认同）。尽管林氏在晚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被誉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但这并非他自己对其事功的自我理解，而全然是一种“外来视角”下的“解读”（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类“解读”一样）。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实是要到清末才基本成形（从上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到民国初年的“中华民族”之建构）。我们的“民族身份”——“中华民族”，迟至191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根据目下“知识考古学”的追溯，该术语第一次出现在重要文献中，是1912年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给外蒙王公的信件。尽管这个“说服”外蒙认同“中华民族”的努力终是归于失败，但“中华民族”一语在过去这个世纪里，却已扎根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在今天，人们甚至已把“中华民族”当成一个“自然”的存在，或至少是古已有之的概念。可见，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华”或“中国人”，起初是一个有意识的编造，一个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概念；但之后故事征服了听故事的人，意识形态就这样变成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成了今人对当下社会生活之自我理解的基本坐标之一。 故此，诚如汉学家费约翰在论文《无民族的国家》中所论，“中国约俗向来是以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他们的历史共同体。这个情况意味着事实上并没有中华民族这回事。”晚近三十年来，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人相继提出，“民族”绝非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相反，它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安德森非常著名地将“民族”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它的出现乃基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盖尔纳与霍布斯鲍姆则建议应从“民族主义”而非“民族”入手，因为“民族”概念本身乃是“民族主义”这个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一个产物。换言之，正是“民族主义”的话语，历史性地生成了诸个（似乎是实实在在、根深蒂固的）“民族”。而我们的“民族归属”——“中华民族”，则恰恰为安德森等人关于“民族”概念之建构性内核的晚近论述（葛兆光眼中的“后现代”论述）提供了一项绝佳的经验性例证。 我们看到，葛先生提出要“在中国历史中去理解历史中国”，然而他恰恰是以对“历史中国”而言全然陌生的一个外来概念，作为基本视野来“理解历史中国”。换言之，葛先生关于“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的主张，恰恰是杜赞奇等学者所反复批评的那种做法——即，把“民族国家”这个欧洲概念普遍化、自然化、目的论化，而“历史中国”则仅仅变成该普遍主义话语的一个经验性注脚。以这种理解视野去考察“历史中国”，则距离“自我理解”意义上的“历史中国”远矣。 也正是因其通过一种“外来框架”来考察“历史中国”，葛先生在书中的不少叙述，读来便颇有进退失据之感。比如，葛先生对诗歌史的解释，实是有些牵强：按照葛先生的前述逻辑，则根本无法解释北宋的词风形态（欧阳修、范仲淹、柳永、二晏、苏轼、黄庭坚、秦观……），因为彼时燕云十六州实是早已失陷，同辽、夏之间的“国际格局”也已然稳固……更进而言之，若依照此种“外来框架”下的“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之方式，那么所谓“中国的‘近世’”，还可继续往前推——晋室“衣冠南渡”为什么就不能被看成“近世中国”的标志，“新亭”之恨（宋人诗词中屡用此典）何以就不能被视作“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我想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便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质疑“亚洲”范畴之自明性的同时，亦继续保持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范畴的质疑？上述这两个范畴，对于“历史中国”而言皆是全然陌生的。（1）“亚洲”，实则是一个欧洲的概念：并没有一个自我理解意义上的作为历史性共同体的“亚洲”，它本身系欧洲现代性的新知识系统所生产出来的一个地理概念。葛兆光本人对“亚洲”范畴的批评，也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在他看来，“亚洲”是一个“没有经过检讨就使用的地理概念”。 （2）“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亦是现代性知识的产物。“中国”本指“天下”之中心——即，大体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或者直接指京师）。出自西周早期成王时代青铜器何尊铭文的“余其宅兹中国”一语（此系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就是这个用法。秦汉后，统一的中央王朝常常以“中国”自称；而在分裂时期，“中国”则又往往专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换言之，“中国”绝不和“汉族”挂钩。韩昌黎有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中国”是一个地理、文化与政治的概念，它同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无甚关系。“中国”一词被依照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进行理解，最早也仅能上推到清季（1912年前，“中国”从未被正式用作一国之名）。 故此，对从外来范畴——“亚洲”抑或“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来“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我们皆有必要保持批判性的质疑。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如何拯救历史？以上篇幅仅讨论了拯救历史的“from”问题（从“民族”这、从“亚洲”这），但“to”的问题还是没有着落：把历史拯救到哪里去呢？葛先生的论述中，“from”和“to”都很鲜明（from“亚洲”，to“民族”）；而我在本文中主张把历史同时从这两个范畴中拯救出来，那么拯救到哪里去呢？ 代之从源自欧洲现代性的政治概念（“民族国家”）抑或地理概念（“亚洲”、“东亚”）来组织历史叙事，我建议从语言的维度来拯救历史。没有语言，各种“实体”会继续存在着，但我们却不再有一个“世界”。 正是从语言的维度出发，我个人十分赞同张志扬、刘小枫、余世存等先生十多年来的持续努力——以“汉语”（“汉语思想”、“汉语学术”、“汉语文化圈”等等），来替代“中国”（或“亚洲”）。那是因为，离开汉语这个构成性媒介，根本不存在“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化”。汉语，即是我们所继承的那个思想-文化传统的血肉载体。 在这个意义上，惟有沿着语言的维度，我们才能够真正清晰地去梳理出作为一个思想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内生性的演变轨迹。也因此，作为思想史研究者，代之以徒耗精力于诸如“‘中国’思想史”与“从‘亚洲’出发思考”之间的“范畴之争”，何不将研究定位在对“汉语思想”与“汉语思想史”的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