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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些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诗句；然而，他的许多诗作，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了名的晦涩难解、朦胧多意。正如清人王士禛所云“一篇《锦瑟》解人难”，《锦瑟》被梁启超称作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诗”，却始终难以寻觅到其真正的“解人”。李商隐诗歌的既易诵又难解，却以其“神秘性”的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历经种种解说乃至解构，诗人李商隐魅力依然。检点义山诗歌研究，已故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调公的名作《李商隐研究》，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该书曾于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经面世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近30年后，作为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之一，《李商隐研究》的再版显示了重要的意义。它公允中肯的立论、扎实严谨的考辨，特别是它所提出的具有独到见解的李商隐的审美观、艺术特色、渊源及影响等，都为后来的李商隐研究提供了思路。 一切文学都是人学，一切文学史都是心灵史。对于李商隐，要真正理解其人、读懂其文，需要对他个人及其作品有透彻的观察与体悟，真正掬取流淌在李商隐及其作品中的精神血脉，抓住其灵魂与诗魂。这样的功力则需要有深厚的美学修养，古典文学和文献功底、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精准的艺术判断力。 以美学的探索，勾勒义山诗歌的灵魂，是《李商隐研究》的突出特点。作者紧紧扣住诗人的“心灵史”，通过体贴入微的鉴赏、揣摩和涵茹，独辟蹊径地提出了李诗所具有的“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对悲剧性生涯的体验与探索”、“美的理想火焰永远在寂寞中燃烧”等美学观点和审美趣味，进而从美学的理论高度来进行解读，使我们得以看到他亦如流莺、亦如高松般的意象内涵，和“在寂寞中燃烧”的苦情深志，从而使李商隐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本从审美与美学的理论角度对李商隐进行系统论述及研究的著作，是作者作为文艺理论家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它克服了一般古典文学研究作品只注重文献考证或只注重作品赏鉴的片面性，而将两者在美学的高度上结合起来。这对我们当前有些“去理论化”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尊重历史、运用美学”是作者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所着力强调的两点。例如，作者对李商隐江乡之游的考证，不取冯浩的时在开成五年说，而取其地在江乡、与刘蕡相会一点；关于李商隐党派归属问题、《锦瑟》的历史情境等，作者都给予了明确而清晰的解读，在翔实而严密的文献考证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这样的文献考证，既解决了李商隐生平研究中的相关疑点，通过确切的论证依据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李商隐其人，同时也展示出作者尊重历史分析，站在今天的现实高度，识别古人之短，而不苛求古人。这样，就很好地将文献考证、作品赏鉴和美学理论三位一体地融合起来，使得著作既避免了文献考证的孤立，又避免了作品鉴赏的过于个人化与主观化，同时也避免了理论研究的架空和简单化。 同样值得珍视的，是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几十年的古诗创作实践经验，使他积累了十分丰富和敏锐的艺术感受，从而外化为精准的艺术判断力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在具体分析李诗时，作者能够抓住诗眼，从用字、用典、结构、音律等各方面进行独到的解读，且在肯定李诗风格“沉博绝丽”的同时亦以“沉博绝丽”的笔调对诗作进行赏鉴分析，文字之精美传神令人叹服；在论述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时，作者独具匠心地用“嫩笋”、“流莺”、“锦瑟”等三幅画面画龙点睛般地勾勒出李诗风格的三个阶段，用生动的形象给予读者们直观亲切的感受。作者精准的艺术判断力，又使得他能够轻松地辨析出义山诗具体诗篇的优劣，并通过与李白、李贺、杜甫等诗作的比较分析，凸显义山诗歌的特质，并客观地指出李商隐在创作中存在的缺点。这就使得对李商隐的研究不淹没在对李商隐个人的狭隘探索之中，而是把李诗放在晚唐文学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放在近古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探索，从宏观上更加全面、概括地评述了李商隐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正如作者一直强调的那样，古典文学研究应注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宏观入手、从微观把握，通过“放大”和“缩小”来研究得更广、更深，从而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实质。 对李商隐的一瓣心香，不是纯粹的赞美，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诗人恳切的批评。这，或可视为当今学界所说的“对话”批评吧！作者多次在文章中表示，唯有深情与真情方能写出好诗，而他也正是用他一腔的深情与真情，为我们重现了 “沉博绝丽”的诗人李商隐在晚唐这朵“秋花”中散发出“晚香”，使得我们在品读之时为之沉醉。阅读作者文字本身，我们也同样可以体会到，恳切深挚研究的文学研究，也能够散发深沉而沁人的芬芳。  （吴调公《》，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3日第1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