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从蔡元培到胡适》:坚韧不拔的学术拓荒者
![](/uploads/collect/201710/16/W02010050667016686350809.jpg) 岳南著,中华书局2010年3月出版 岳南在《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中回顾了中研院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并讲述了一群矢志报国的文弱书生,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坚定与执著。 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研院大部分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台湾地区重建了中央研究院并保留原称。中央研究院曾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成就令人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中研院风雨飘摇之中,一群矢志报国之人,筚路蓝缕,坚韧不拔,竟能于荒芜中开出一片灿若云霞、令人瞩目的学术园地,这不能不令人赞叹。 在蔡元培的提议下,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为实现“‘希望中国有几十个或更多的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从事窄而深的学问’,假以时日,‘中国便可以在知识上得以大幅度提高,甚至可与西方学术界角逐争胜’”这一理想铺下了第一块基石。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多方策划、苦心经营下,从1928年到1937年,中研院的规模不断壮大。不幸抗日战争爆发,中研院被迫迁移,先长沙,再昆明,最后,在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的四川南溪李庄落脚。一群疲惫不堪之人,携大量珍贵资料文物,冒纷飞炮火,千里辗转,饥寒交迫,却能矢志不移,啖苦若甘,其精神不能不令人动容。 1940年,蔡元培病逝港岛,中研院群龙失首。早在建院之初,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创立的评议会,握有推举院长候补人的权力。评议员会聚重庆,面对院长一职,有人推举北大校长蒋梦麟,陈寅恪则公开放言:“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胡适行情看涨,而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任鸿隽等四只风头正劲的“海龟”也在暗中较劲。此时,一封陈布雷的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的信,在这本来已经滚开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众评议员立时盛怒,强烈反对如此违反中研院选举条例之举。群情激奋之下,顾孟馀最终被撇开。虽说后来蒋介石为了取得平衡,在朱家骅的院长前面加了一个“代”字,但结果还算令众评议员满意。为了维护选举条例,敢于公开反对当时的最高领袖,这些不顾官场规则、不平则鸣的学者身上体现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决不能用“一时的书生意气”来概括的。而时至1958年,胡适归台出任中研院院长,在就职典礼上,他毫不客气地驳斥蒋介石的言词,开言便说“总统你错了”,其精神风骨足以与1940年诸学者的态度交相辉映。 中研院群星荟萃,虽时局动荡,环境艰苦,却依然掩不住他们耀眼的光芒。1930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加入到中研院史语所的队伍中来,他亲自带人赴东北调查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他们“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随后梁思永又自热河至北平,跋涉千里,沿途考察。1932年,他发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28年到1937年,在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和石璋如等人的主持下,中研院史语所对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规模之大,收获之丰,世上罕见,而其影响之深远,更是不可估量。中研院迁至李庄,吃住两难,陶孟和所带领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一度彳亍街头,梁思永的妻子甚至卖掉孩子的玩具来贴补家用,但这些困难都没有磨灭中研院那些人的坚强意志。国难当头,一群文弱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抗争精神,足以烛照世人。(王志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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