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翁文灏的组阁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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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文灏（前排左二）担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时与丁文江（前排左三）等合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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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先后掌管全国经济、全国政务达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标榜为“书生从政”的典型。只不过最后因发行金圆券，导致金融紊乱，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遭世论所指斥，颠踬下台。
范 泓
《翁文灏日记》
翁文灏著
李学通 刘萍 翁心钧整理
中华书局
2010年1月第一版
846页，60.00元
中华书局出版的《翁文灏日记》，尽管只是翁文灏（字詠霓，1889-1971）日记的一部分，仅从1936年至1942年，其一生中几个关键时期（早期从事地质学研究，中期内定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后期出任行政院长等）均不在其内，但对于我们在今天了解或研究翁文灏在战时主管经济工作之况，仍有最直接的帮助，此文献的史料价值亦自不待言。不过，由于历来对于翁氏的评价褒贬不一，尤其海峡两岸视角不同，其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因此，若对翁文灏其人与事能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了解，这七年的日记显然不够，还需参阅其他的文献史料。
以该日记的主要整理者、大陆近代史专家李学通先生的说法，“翁文灏有记日记的习惯，其所记日记当不止于上述七年”，此言不虚。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就刊载过翁文灏1951年日记片段（由一位署名“文威旻”的人从大陆带出，并交台湾发表），比照七年日记的语言和风格，以及1952年翁文灏对中共“坦白书”中的一些内容，其真伪并不难判断。翁文灏尚有其他日记存世，之未被披露的内因，我们无法得知，不可作诛心之论。但就我本人目力所及，李学通先生编著的《翁文灏年谱》是重要的史料文本之一，翁氏的一些书信亦不容忽视。比如，翁氏与胡适先生往来函电曾刊于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2期（另可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计四十一通，辑注者为台湾著名史学家沈云龙先生。另外，《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薛月顺所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台湾“国史馆”）、孙越崎史料档案（现存绍兴档案馆）等，也可供我们在研究时参考使用。尤其钱、孙二人，曾为“资源委员会”翁文灏之旧部，1951年初，翁氏最终选择从欧洲回到大陆，不能说与这两个人没有关系。
从政之前：
所长地质，卓然成家，地质学三大权威之一
翁文灏一直被视为民国学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不仅因为时间较早，而且深得极峰的信任，其仕途亨通，“非他人所可企及”（沈云龙语），从行政院秘书长至经济部长（长达八年之久），兼任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官拜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个地质学家先后掌管全国经济、全国政务达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标榜为“书生从政”的典型。只不过最后因发行金圆券，导致金融紊乱，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遭世论所指斥，颠踬下台；而大陆易手之后，“遂弃受恩深重之故主而投奔红朝”（沈云龙语），被谓之“两面忠臣”，荣枯显晦，在转瞬之间，可见其争议颇大。
1932年，洛阳“国难会议”不久，翁文灏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国民政府10月28日公报）。由于翁氏坚辞不就，国民政府11月9日公报称，由朱家骅以交通部长“兼理部务”。因此，这并不能算作是翁文灏的从政初始。1933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筹备成立，内定翁文灏为秘书长。该委员会最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成立之后（1934年1月）对外保密，只以“三元巷二号”（南京）会址对外行文。后直接改隶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该委员会主任，翁为委员兼秘书长。不过，约一年后，始到任。其间发生一场严重车祸（1934年2月16日京杭国道武康桥，司机酒后驾驶），“幸遇急救而免死。因面部重伤，经外科手术整容后，左额骨切除一片，几乎面目全非。幸而脑未受伤，康健后生活起居与工作能力，一切如常”（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76）。未几，复受命为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兼任院长、孔祥熙为副院长），准确地讲，这才是翁氏首次出任公职、学优从政的“新硎初试”。
翁文灏二十三岁那年（1912年）即获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亦即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学成归国后，“专任有关地质的学术研究”（翁自语），在“地质研究所”任主任教授。所谓“地质研究所”即丁文江最初为北洋政府工商部开办的“地质研究班”。1916年，原工商、农林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创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矿产股长。任内，翁氏曾赴直（河北）、鲁、豫、陕、甘、苏、浙、赣、奉（东三省）等省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与丁文江合著《第一次中国矿产纪要》并整理出版。1918年，丁文江随梁任公（启超）、张嘉森（君劢）、蒋方震（百里）等人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翁代理所长。
1920年底甘肃大地震（八点五级），死亡达二十万余人。翁文灏闻讯即赶往震区，冰雪之天，长途颠簸，由于一路缺乏营养补充，赶到震区时已患上维生素缺乏症，致双脚疲软不得举步，只能坐在一辆骡车上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归后陆续发表《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年）、《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年）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了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1922年至1931年，翁氏兼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曾代表中华民国先后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以及“国际地质学会议”。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为时甚短，即辞去。后与丁文江、曾世英合编过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8月16日初版）以及《中华民国新地图》（1930年始编，1933年冬杀青，1934年4月20日初版，史量才作序），均由上海申报馆刊印，以纪念该报创办六十周年。
从政之前的翁文灏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对中国现实政治关注不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原是一个毫无大志的小百姓，家里省吃俭用，只想在自己范围内尽一些力，做一些于自己兴趣相合于社会无害的小工作便算了……”（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1932年8月28日《独立评论》第15号，页2）翁文灏不关心政治大概是实情，或许他更希望自己能做点与专业有关的实际工作，并以实绩去赢得社会的信用，不管成败利钝，也算是尽国民的一份责任。这一点，翁文灏可说是当之无愧。早在1927年，翁文灏受蔡元培之聘，与李四光、李济等人筹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次年成立，李四光任所长；1929年，李石曾出长北平研究院，亦设有地质研究所，任翁为所长；而原农商部（后改为经济部）地质研究所，翁即为所长。彼时中国三大地质研究所翁独长两所，“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在矿产、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中，皆具开创性，在国际和国内都很有影响。
也就是说，翁文灏并不是“一个毫无大志的小百姓”，在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中，他对中国地质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即“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之存在及其在我国地质历史上之重要意义”（参见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6期，页145），与丁文江、李四光并称中国地质学的三大权威，“在学术界骎骎有声矣”（沈云龙语）。当年武康车祸，消息传北平，震惊许多人，翁的一位朋友竟说“詠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参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41），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撰文，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翁自语）。
从政之后：
奉公勤勉，洁身廉正，但染上官吏气息
有人认为，翁文灏之所以弃学从政，与武康那场车祸有一定关联。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曾下令召集最好的医生予以抢救，对此，翁文灏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可靠，其实已并不重要。但翁车祸康复后不久，即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由此走上了从政的不归之路，直至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翁文灏归去来兮，其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完全终结。
以翁文灏为人处事而论，实际上并不适宜从事行政院的工作。胡适早就对他说过：“你大概不免‘躬身细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指蔡元培，作者注）最能用人；托付得人之后，他真能无为而治……你若能学他的用人，你无论做任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1937年5月17日，胡适致翁文灏函）胡适一度想推荐翁做中研院总干事，这毕竟是一个学术机构，但最后讨论的结果却是，翁虽然“待人和平”，但对下稍嫌过严，“不免以中世修士之道律己而又律人”，其旧日部下同人，“颇有出怨声者”，中研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欢迎翁文灏做总干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193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常委会，行政院改组，以完成战时体制。决议准许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张群任副院长。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翁任部长。同时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资源委员会”，隶属经济部，成为公开机构，翁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为副主任委员。实际上，在这之前，孔祥熙主张将资源委员会并入财政部，但在翁看来，这是孔欲掌控工矿资源之企图，对此深表不满。这时行政院已西迁汉口办公，翁即面见蒋介石商谈资源委员会隶属问题，竟如愿以偿，其理由是“不作空头部长，否则无助于战时经济功能之发挥……”（参见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77），这时翁文灏从政才两年多，敢于向孔祥熙叫板，“先总统之尊重翁的意见，逾于寻常”。
翁文灏在经济部长任内，在建设后方工业基地、解决后方燃料短缺问题，以及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等方面，殚精竭虑，功不可没。其本人也是奉公勤勉，清正廉洁，居家简朴，学人操守未改，惟染上一些官吏气息，而让人颇多微词。1938年冬天，三青团经济处撤销，其副处长白瑜偕同秘书、组长、股长七人，欲前往经济部服务，响应学人从政。这七人皆为回国学人而具革命抱负者，据白瑜后来回忆，“不料奔到重庆，翁不见面，仅由次长何廉（粹廉）与我们周旋，许久，只发表我一人为专门委员，其余拖着，使我陷于极端痛苦之境。我往谒朱先生，承允慢慢设法安置其余同仁，并嘱我必先报到，直接向翁接触，彼此多认识后，再图完成蒋总裁命令，以遂大家的初衷。我忍着气，在部内直闯部长办公室数次，迄无结果。他察出我将不能再忍耐，乃由何次长（兼三青团经济处处长）转告翁之真意。翁说：‘如用三青团同志，以黄埔同学为宜。’当时我几乎昏了，回头又发笑，学人从政竟是如此，不必多解释了……”（白瑜《翁文灏、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后遗症》，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2期，页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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