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翁文灏的组阁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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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前排左二)担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时与丁文江(前排左三)等合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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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先后掌管全国经济、全国政务达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标榜为“书生从政”的典型。只不过最后因发行金圆券,导致金融紊乱,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遭世论所指斥,颠踬下台。 范 泓 《翁文灏日记》 翁文灏著 李学通 刘萍 翁心钧整理 中华书局 2010年1月第一版 846页,60.00元 中华书局出版的《翁文灏日记》,尽管只是翁文灏(字詠霓,1889-1971)日记的一部分,仅从1936年至1942年,其一生中几个关键时期(早期从事地质学研究,中期内定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后期出任行政院长等)均不在其内,但对于我们在今天了解或研究翁文灏在战时主管经济工作之况,仍有最直接的帮助,此文献的史料价值亦自不待言。不过,由于历来对于翁氏的评价褒贬不一,尤其海峡两岸视角不同,其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因此,若对翁文灏其人与事能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了解,这七年的日记显然不够,还需参阅其他的文献史料。 以该日记的主要整理者、大陆近代史专家李学通先生的说法,“翁文灏有记日记的习惯,其所记日记当不止于上述七年”,此言不虚。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就刊载过翁文灏1951年日记片段(由一位署名“文威旻”的人从大陆带出,并交台湾发表),比照七年日记的语言和风格,以及1952年翁文灏对中共“坦白书”中的一些内容,其真伪并不难判断。翁文灏尚有其他日记存世,之未被披露的内因,我们无法得知,不可作诛心之论。但就我本人目力所及,李学通先生编著的《翁文灏年谱》是重要的史料文本之一,翁氏的一些书信亦不容忽视。比如,翁氏与胡适先生往来函电曾刊于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2期(另可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计四十一通,辑注者为台湾著名史学家沈云龙先生。另外,《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薛月顺所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台湾“国史馆”)、孙越崎史料档案(现存绍兴档案馆)等,也可供我们在研究时参考使用。尤其钱、孙二人,曾为“资源委员会”翁文灏之旧部,1951年初,翁氏最终选择从欧洲回到大陆,不能说与这两个人没有关系。 从政之前: 所长地质,卓然成家,地质学三大权威之一 翁文灏一直被视为民国学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不仅因为时间较早,而且深得极峰的信任,其仕途亨通,“非他人所可企及”(沈云龙语),从行政院秘书长至经济部长(长达八年之久),兼任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官拜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个地质学家先后掌管全国经济、全国政务达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标榜为“书生从政”的典型。只不过最后因发行金圆券,导致金融紊乱,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遭世论所指斥,颠踬下台;而大陆易手之后,“遂弃受恩深重之故主而投奔红朝”(沈云龙语),被谓之“两面忠臣”,荣枯显晦,在转瞬之间,可见其争议颇大。 1932年,洛阳“国难会议”不久,翁文灏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国民政府10月28日公报)。由于翁氏坚辞不就,国民政府11月9日公报称,由朱家骅以交通部长“兼理部务”。因此,这并不能算作是翁文灏的从政初始。1933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筹备成立,内定翁文灏为秘书长。该委员会最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成立之后(1934年1月)对外保密,只以“三元巷二号”(南京)会址对外行文。后直接改隶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该委员会主任,翁为委员兼秘书长。不过,约一年后,始到任。其间发生一场严重车祸(1934年2月16日京杭国道武康桥,司机酒后驾驶),“幸遇急救而免死。因面部重伤,经外科手术整容后,左额骨切除一片,几乎面目全非。幸而脑未受伤,康健后生活起居与工作能力,一切如常”(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76)。未几,复受命为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兼任院长、孔祥熙为副院长),准确地讲,这才是翁氏首次出任公职、学优从政的“新硎初试”。 翁文灏二十三岁那年(1912年)即获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亦即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学成归国后,“专任有关地质的学术研究”(翁自语),在“地质研究所”任主任教授。所谓“地质研究所”即丁文江最初为北洋政府工商部开办的“地质研究班”。1916年,原工商、农林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创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矿产股长。任内,翁氏曾赴直(河北)、鲁、豫、陕、甘、苏、浙、赣、奉(东三省)等省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与丁文江合著《第一次中国矿产纪要》并整理出版。1918年,丁文江随梁任公(启超)、张嘉森(君劢)、蒋方震(百里)等人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翁代理所长。 1920年底甘肃大地震(八点五级),死亡达二十万余人。翁文灏闻讯即赶往震区,冰雪之天,长途颠簸,由于一路缺乏营养补充,赶到震区时已患上维生素缺乏症,致双脚疲软不得举步,只能坐在一辆骡车上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归后陆续发表《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年)、《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年)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了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1922年至1931年,翁氏兼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曾代表中华民国先后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以及“国际地质学会议”。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为时甚短,即辞去。后与丁文江、曾世英合编过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8月16日初版)以及《中华民国新地图》(1930年始编,1933年冬杀青,1934年4月20日初版,史量才作序),均由上海申报馆刊印,以纪念该报创办六十周年。 从政之前的翁文灏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对中国现实政治关注不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原是一个毫无大志的小百姓,家里省吃俭用,只想在自己范围内尽一些力,做一些于自己兴趣相合于社会无害的小工作便算了……”(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1932年8月28日《独立评论》第15号,页2)翁文灏不关心政治大概是实情,或许他更希望自己能做点与专业有关的实际工作,并以实绩去赢得社会的信用,不管成败利钝,也算是尽国民的一份责任。这一点,翁文灏可说是当之无愧。早在1927年,翁文灏受蔡元培之聘,与李四光、李济等人筹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次年成立,李四光任所长;1929年,李石曾出长北平研究院,亦设有地质研究所,任翁为所长;而原农商部(后改为经济部)地质研究所,翁即为所长。彼时中国三大地质研究所翁独长两所,“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在矿产、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中,皆具开创性,在国际和国内都很有影响。 也就是说,翁文灏并不是“一个毫无大志的小百姓”,在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中,他对中国地质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即“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之存在及其在我国地质历史上之重要意义”(参见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6期,页145),与丁文江、李四光并称中国地质学的三大权威,“在学术界骎骎有声矣”(沈云龙语)。当年武康车祸,消息传北平,震惊许多人,翁的一位朋友竟说“詠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参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41),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撰文,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翁自语)。 从政之后: 奉公勤勉,洁身廉正,但染上官吏气息 有人认为,翁文灏之所以弃学从政,与武康那场车祸有一定关联。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曾下令召集最好的医生予以抢救,对此,翁文灏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可靠,其实已并不重要。但翁车祸康复后不久,即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由此走上了从政的不归之路,直至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翁文灏归去来兮,其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完全终结。 以翁文灏为人处事而论,实际上并不适宜从事行政院的工作。胡适早就对他说过:“你大概不免‘躬身细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指蔡元培,作者注)最能用人;托付得人之后,他真能无为而治……你若能学他的用人,你无论做任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1937年5月17日,胡适致翁文灏函)胡适一度想推荐翁做中研院总干事,这毕竟是一个学术机构,但最后讨论的结果却是,翁虽然“待人和平”,但对下稍嫌过严,“不免以中世修士之道律己而又律人”,其旧日部下同人,“颇有出怨声者”,中研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欢迎翁文灏做总干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193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常委会,行政院改组,以完成战时体制。决议准许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张群任副院长。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翁任部长。同时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资源委员会”,隶属经济部,成为公开机构,翁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为副主任委员。实际上,在这之前,孔祥熙主张将资源委员会并入财政部,但在翁看来,这是孔欲掌控工矿资源之企图,对此深表不满。这时行政院已西迁汉口办公,翁即面见蒋介石商谈资源委员会隶属问题,竟如愿以偿,其理由是“不作空头部长,否则无助于战时经济功能之发挥……”(参见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页77),这时翁文灏从政才两年多,敢于向孔祥熙叫板,“先总统之尊重翁的意见,逾于寻常”。 翁文灏在经济部长任内,在建设后方工业基地、解决后方燃料短缺问题,以及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等方面,殚精竭虑,功不可没。其本人也是奉公勤勉,清正廉洁,居家简朴,学人操守未改,惟染上一些官吏气息,而让人颇多微词。1938年冬天,三青团经济处撤销,其副处长白瑜偕同秘书、组长、股长七人,欲前往经济部服务,响应学人从政。这七人皆为回国学人而具革命抱负者,据白瑜后来回忆,“不料奔到重庆,翁不见面,仅由次长何廉(粹廉)与我们周旋,许久,只发表我一人为专门委员,其余拖着,使我陷于极端痛苦之境。我往谒朱先生,承允慢慢设法安置其余同仁,并嘱我必先报到,直接向翁接触,彼此多认识后,再图完成蒋总裁命令,以遂大家的初衷。我忍着气,在部内直闯部长办公室数次,迄无结果。他察出我将不能再忍耐,乃由何次长(兼三青团经济处处长)转告翁之真意。翁说:‘如用三青团同志,以黄埔同学为宜。’当时我几乎昏了,回头又发笑,学人从政竟是如此,不必多解释了……”(白瑜《翁文灏、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后遗症》,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2期,页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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