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9-06-21 版次:GB21 版名:阅读周刊 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坐火车游盛唐》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我的唐史研究专书《唐代基层文官》,由中华书局在去年5月出版。第二本是《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去年9月出版。我的专业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现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教的也全是专业的唐史课程。这三本书看起来虽是各自独立的作品,其实颇有关系。 仿佛刚去了一趟唐朝——— 我的火车浪游和唐史研究类别: 作者: 原创 浏览量: 171发布时间:2009-06-21版次:GB21 版名:阅读周刊 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坐火车游盛唐》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我的唐史研究专书《唐代基层文官》,由中华书局在去年5月出版。第二本是《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去年9月出版。我的专业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现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教的也全是专业的唐史课程。这三本书看起来虽是各自独立的作品,其实颇有关系。 ![]() ![]() ![]() ![]() ![]() 赖瑞和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专任副教授 跟着杜公学唐史 《坐火车游盛唐》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我的唐史研究专书《唐代基层文官》,由中华书局在去年5月出版。第二本是《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去年9月出版。我的专业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现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教的也全是专业的唐史课程。这三本书看起来虽是各自独立的作品,其实颇有关系。 1980年我从台大外文系毕业后,第二年秋天正巧有一个机缘,得了一笔奖学金,可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去直攻博士。当时,普大的东亚所正好来了一位国际知名的唐史专家杜希德教授(D enis Tw itchett)。这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国内一般把他的名字中译为崔瑞德。他是英国人,主编过十多册的《剑桥中国史》(Cam bridge H istoryof China,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原本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1980年代前后,英国大学的经费大幅缩减,杜公也跟许多知名英国学者一样,被美国的名牌大学挖角而去,来到了普林斯顿。 我1981年秋天到了普大以后,便自然选择杜公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在第一学期末,我写了生平第一篇唐史研究报告,写李德裕怎样处理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判变,送呈杜公。他很仁慈,读过之后欣然接受我做他的学生。我大学念的虽然是外文系,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在大二便决定,上了研究所要转治中国文史。大三大四时,我留意中国的书目学,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入门,旁及版本学和乾嘉的考证之学。 没想到,欧洲和英国的传统汉学,竟跟中国的书目版本考据之学有些神似。像法国伯希和的一系列学术著作,无不注重书目学和详细的文本考证。杜公便出身于这种欧洲汉学的传统。我跟他学唐史,可说门路相似,相处融洽,最后写完博士论文《唐代的军事与防御制度》毕业。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就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好像上了瘾一样,竟得了一种很强烈的浪游欲望(英文称之为w ander-lust),很想到中国去自助旅行。但渴望归渴望,这些梦想毕竟是比较模糊的,没有任何明确的行程,也没有任何详细的旅行路线。一直到我读了杜甫的那首诗《塞芦子》,我的中国旅行梦才清晰起来,第一次有了一条明确的路线。杜甫在这首诗一开头就说: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这首诗跟我研究的唐代军事和防御制度大有关系,因为诗中所说的“五城”,指的就是唐朝建在黄河外的五座军城,也就是丰安城(今宁夏中卫附近)、定远城(今宁夏平罗附近)、西受降城(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中受降城(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以及东受降城(今内蒙托克托以南)。“河”指黄河。五城都建在黄河外,所以杜甫说“迢迢隔河水”。五城在今天当然都已经不存在了,遗址可能深埋在黄河外的沙漠中。但我可以从兰州出发,经过宁夏灵州、中卫、平罗,沿着黄河的流向往北走,绕过那个黄河大套,经五原、包头,一直走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去。这不就构成了一条旅行路线了吗? 在普林斯顿留学的最后几年,这条旅行路线经常在我脑中出现,挥之不去。我知道,我此生一定要照这条路走一趟,否则便会是一生之憾。但我在研究所期间,靠普大的奖学金过活,勉强足够而已,是个穷学生,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一直要到我从普大毕业,1988年到香港岭南学院(今岭南大学)教书以后,我才有足够的余钱到中国去圆梦。 就在1989年8月某一个清晨,我从兰州上了一列特快火车,终于见到了灵州、中卫、平罗这些地点。傍晚时分,抵达银川下车,只走了杜甫所说的这五城的前半段。第二天一早,我又从银川上车,继续走在这五城的路线上,半夜才到达呼和浩特。全程1200公里,可见这五城有多“迢迢”。 在香港教书那几年,每年到了寒暑假,我便到中国去自助旅行,前后去了九次,行程超过四万多公里,而且几乎全靠乘搭火车,因为我是个超级的铁道迷。1993年,我把这九次火车旅程写成一本专题散文书,就叫《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书名用了杜诗的典故。写完之后,先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文报章上连载,没有出书。直到1999年,台湾开启了一股年轻人出国旅行的风潮,出版界也对旅行书感兴趣,我这本《杜甫的五城》才交给台北很有文学品位的尔雅出版社印行。2007年底,北京的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位责任编辑打电话给我,希望出版这本书的简体版。当时我正好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对北京清华自然产生一种亲切感,于是答应说好。此书书名的副标题,应出版社的建议,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改为《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似乎要强调我的“唐史学者”身份。 那些充满唐史记忆的地方 《杜甫的五城》在台湾出版时,书中连一张旅行照片也没有。其实,我在中国走了四万多公里,曾经拍了数千张照片,但出书时面对这许多照片,反而不知从何挑选,结果一张也没用。 没想到,台湾有一家专门印行图文书的人人出版社,老板周元白先生见到我的《杜甫的五城》,很感兴趣,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中国旅行的照片,可以编成一本图文书交给他出版。这样便促成了《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这本书,收了大约240张我在中国所拍的照片,大部分和唐代文史景观有关。我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精简文字,来给这些照片“看图作文”。北京中华书局在编印我的唐史专著《唐代基层文官》时,注意到我这本《坐火车游盛唐》,于是跟着推出简体版。它可以说是《杜甫的五城》的图解版。两书可以互补有无。 一个唐史学者的旅行习惯是怎样的?他会注意哪些地点、哪些事物、哪些景观? 首先当然会留意那些充满唐史记忆的地方。比如说,当年我最重要的一段行程,就是在广州站乘搭了一列特快火车,往西安进发,沿途经过郴州、长沙、岳阳、郑州、洛阳,全是很能让我想起唐史的地名。全程2129公里,在火车上度过三天两夜,是一段难得的旅程。 为什么坐火车,不坐飞机?在我少年多愁的时代,我家坐落在马来西亚最南端的一个小镇新山(JohorBahru)的火车站附近。每天望着这些南来北往的火车,我常幻想将来有一列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当时有点荒凉的小镇,带我到外头遥远的花花世界去流浪。在中国的大地上,这样的火车旅行有一种浪漫、怀古和往天涯尽头独行的味道,更能配合我这个唐史学者的旅行需求。这样,我可以感觉到中国大地之辽阔、辽远,可以如此贴近中国的土地,近观沿途的风景。那些山川、河流,或许正是唐代诗人和士人当年为做官远行时见过的。这恐怕是坐飞机无法达到的。 比如,广州以北的郴州,在唐代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中转站。唐代编成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清楚告诉我们说,广州“西北至上都(即长安)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我从广州坐火车到西安后,这句话就变得更有意义了。郴州不就是从广州坐火车到西安必经的一站吗?唐代取郴州路到长安为“四千二百一十里”。这是华里,换算公里为2105。据中国铁道部运输局所编的《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广州到西安的火车运行里数为2129公里。这岂不跟《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唐代里数,几乎完全吻合吗? 后来,我对《元和郡县图志》这本唐代地理书颇“另眼相看”,发现它所记载的唐代各地距离里程数,往往都符合或很接近现代的火车运行里数,可证明这本书所根据的资料相当可靠,可能是唐代实际测量所得。 到了西安,我去参访了一般游客不去的唐大明宫遗址,发现这里如今变成了一大片农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提过玄武门事变,那个玄武门就坐落在这大片农田当中的某一处,但所有唐代华美的宫殿都已焚毁了,只剩下几个大土堆,在夕阳下显得无限凄清。 我去爬了唐太宗的昭陵,位于西安郊外约七十公里醴泉县的九嵕山上,终于体会到史书上所谓的“依山为陵”是什么意思。原来,唐太宗的遗体,竟是埋葬在这山的最高一点,也就是那个尖形的峰顶中,不是在山腰或山脚下。想想看,当年要把大批人力和建筑材料运送到山峰顶上,去修建一个皇帝的陵墓,这工程该是如何浩大啊。 我又去了西安东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蒲城县,参访唐睿宗的桥陵和唐玄宗的泰陵。桥陵修得很有帝王气派。杜甫当年就写过一首长诗叫《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他显然到过桥陵。或许他就曾经站在我后来站立的桥陵神道上,欣赏过那些华美的石雕。泰陵则修得有些草率,石雕也不如桥陵的,体积比较小,似乎是小一号的。 原来,玄宗替他父亲睿宗修桥陵时,正是唐的开元盛世。但玄宗的泰陵却是在安史之乱的乱世中修建的。公元762年,玄宗去世,没想到,隔不多久,他的儿子肃宗也跟着病逝。这时还在安史之乱期间,同一年死了两个皇帝。继位的代宗李豫,要同时准备两位皇帝的葬礼,真不容易。这以后,我读唐史读到代宗朝的史事,总是想到这一点,对代宗颇感同情和亲切。 探访这些唐代遗迹,所得到这些知识,可称之为“感性的”。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一般不提供这样的感性知识。但这样的知识,往往却会在我读史书时,增加了一些深度和私密感。上唐史课,有时讲到某个唐代遗址和地名,我常会不自觉地跟学生说:“这地方我去过。”仿佛刚去了一趟唐朝回来,说得好不轻松,好像在说一件平常事一样。我很庆幸,在年轻时,读了唐史,又在壮年时,坐火车去寻访了不少唐代的遗迹。《杜甫的五城》和《坐火车游盛唐》,分别以文字和照片,记录了这些陈年往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