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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迅 1981年9月28日，嘉兴人吴藕汀（1913-2005年）在写给友人沈茹菘的信中说：“因为要看一看鲁迅的《药》，所以翻了一翻《呐喊》，偶然在《故乡》里看到闰土说：‘种出东西来，挑到街上去卖，总要捐几回钱。’在军阀时代，农民将自己种出来的东西挑到街上去卖，要有捐钱，我是不要说见过，听也没有听说过……可见鲁迅的文章里也有很多不实之处。”真要吓我一大跳！因为你想想，那是什么年月。鲁迅是神，而不是人。尤其是浙江人，我至今以为，他们对于鲁迅是有着点迷信的。 吴藕汀写给沈茹菘的信件，被辑录为十四万言的《药窗杂谈》。因为他晚年的窗外，种着有药。药窗里的老人，信写得勤，从已经出版的这部分来看，主要谈论的是戏曲、电影、诗词、书画，也谈有关嘉兴的掌故——当时他已经与故乡隔绝20余载。他也谈点世道人心，对此他已经彻底灰了心，在不平之际已经归于平静。他的书画境界很高，有人劝他卖画又或者与有权势的多接近，他回应道：“当然一个有能力的人，没有权力的人来提携，一时也很难成名的。杨小楼也不例外，他是全赖那位慈禧太后的宠幸。这种事是旧社会里的不正之风，但在新社会里却是变本加厉，以至无穷无尽。‘文革’以来，这股风吹得更大更猛，现在的树头还在摇摆不停，所以同他们打交道，实在太愚蠢了。” 他是个强调骨气的人，甚至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他竟是过分强调骨气而带有了某种思维的定势。他在信里批评沈茹菘的老师、自己的叔丈人著名书法家王蘧常，说他在《书法》杂志上刊登的作品实在太差：“虽然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但不必如此暴露奴性，为什么宾虹先生越是老年，气韵更加浓厚，这与骨气二字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批评不可谓不尖刻，但由于特殊的身份，或许也包含更深刻的内容。 “据闻，明年起除了米布油外不发票证了，这事你道好吗？我觉得不是好事……物资不充足而不发票证，总之吃的人吃煞，不吃的人永远吃不着，你看是不是？所以我希望不要虚有其表，要脚踏实地，大众才有益处。有法权的人，最好不用票证，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是说发了票证后门就没有了，至少可以限制一些，不至于一手包办了结。”（1976年12月15日）票证的功过，需放置到历史环境中去看待。正如道德也并非绝对固定。那个时期兴起的“开后门”等社会现象至今流毒甚广，任凭长官意志办事，是无法肃清的封建遗毒，而有的人永远维护这一套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利益的集团化而已。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体制改革已经触及这一类问题。我们有理由如晚年梁漱溟所追问的：“我们这个社会还会好吗？”但总希望社会有出路，人心得安稳。 失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流行病。却习惯鹦鹉般地利用歌喉！陈寅恪所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曾经一度令人怀想，而现今，就连这种怀想，也成为了一种奢侈。脊梁寸寸敲断，人是会瘫痪的。因此，《药窗杂谈》是我所看重。这样的民间语言不仅是真，而且从品质上也足以称得上高贵的。这种品质，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最缺乏的基本素质，社会要有真正的进步需赖于它的存在。 吴藕汀抒写那些信件，他是只管在药窗里自说自话。兴致好的时节顶多算是自娱自乐，因为心外已无旁骛，他当日所求目的也不过自生自灭而已。因为无所求，才敢于和甘于做精卫，走无回程的路，无庸反顾。 《》，吴藕汀著，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