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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 《燕山楚水》[日]内藤湖南著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一版225页，18.00元 我不大读今人的游记，认为那还不如去翻旅游指南或名胜大全，所获也许更多。对前代的游记却情有独钟，因为可以借以感知沧桑，咀嚼历史；尤其爱读有见识者乍出国门或初来中国所写的游记，那第一印象往往能见人所未见。当年，《走向世界》丛书没有少看，颇见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后的新奇感与颟顸相。近年中华书局出了一套《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收入了维新成功后日本人看中国的历史文本，《燕山楚水》堪称其中白眉。作者内藤湖南，到过中国十次，前八次都有行记。丛书入选其处女游的记录，应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考虑吧。 内藤其人在卢沟桥事变前三年去世，综观其一生，1907年受聘于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席，成为他前后期的分水岭。先说后期，他是日本学界中国史学第一人，不但创立了关于中国史的宏大理论体系（近年被中国史学界津津乐道的“唐宋变革论”，不过是其中一个从属性的论点），而且与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者都有密切的往来。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流亡日本，蒙他多方照拂。胡适在寄赠内藤的《章学诚年谱》上，恭敬写上“表示敬意与谢意”，因为章学诚在二十世纪初叶的重新发现与学术地位的陡然攀升，与内藤的研究与推挽大有干系。连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掌门人的郭沫若，也赶在内藤去世前两年朝拜了他的寓所恭仁山庄。这些虽是后话，却足以证明内藤作为中国通的含金量。 再来看此前的内藤，他先后担任过日本多家著名报刊的编辑、记者或主笔，以谙熟中国历史与现状而享誉新闻界。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过日殖时期《台湾日报》的首任主笔。他写过大量关于清朝与中日关系的政论，有研究者概括为“时论其表，史论其里”。来华前两年，内藤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国史论著《诸葛武侯》，如果当时让他在日本开讲“品三国”，效果肯定会特别好。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痴迷，有游记里他所过录的京调全本《空城计》为证，原汁原味的科白唱词一应俱全，那是他在上海看京戏后的消遣。 内藤首次中国行是1899年，以记者身份受报社资助做考察报道。这是他供职报社的采访安排，无关于军界政界的指令，大可不必给他扣上什么政治性的帽子，尽管他的中国游最终脱不出近代中日的政治恩怨。难怪他在离日前诗云“故旧当年空鬼籍，江山异域久神游”，意思说，我当年虽然只在“点鬼簿”上与中国历史人物成为故交旧识，而中国那一片异域的江山却也神游已久了。这样的中国通，与中国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的游记，特有看头是毋庸饶舌的。 1899年，正是十九世纪最末一年，上距近代中日关系转折点的中日甲午战争仅仅五年，恰巧介于戊戌政变与庚子国变之间。大名鼎鼎的幸德秋水在为内藤送行的诗里说“王气中原尽，八维纷如麻”，正是当时中国的逼真写照。作为一个浸淫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内藤一方面对久已神游的中国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却难以跳出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国家磁力场。他的中国处女游似乎并不轻松，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紧张中。 在威海卫，内藤凭吊了甲午海战的旧战场，目睹中国“沉舰的桅顶还有数尺露在水面上”，感慨“丁提督的英魂呼而不归”，应该算是战胜国的游客对战败国的将帅表达敬意。当看到英国军舰“岿然坐镇在海湾里”，他转而抱憾日军“占领的雄大计划也成了短暂的梦境”。一到天津，内藤就去西门郊外“成百上千的无名土馒头”里，寻访同龄老乡的墓，他是为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军事侦探最先遇难”的，遍找不得，血浓于水，顿生“凄怆之念”。 进入北京城，内藤第一观感是“果然不愧为大帝国的都城”。但他登上崇文门，环顾雉堞损坏，杂草丛生，“都城的风景无限的凄凉，让人觉不出这是君临在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的所在，我不禁流下泪来。”他没有必要做秀，这掬眼泪是为北京城与中国的衰败而由衷流下的。内藤还发现“北京的人家里没有茅厕”，于是“到处都是拉撒粪便的地方”，便下判语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他听说，北京作为明代都城，始建时“拥有规模很大的下水设备，不输现在文明各国的都会”，便感叹“清朝的文明和前朝相比如何，从这里不难推测”，潜台词无非是中国文明江河日下。 既然游中国，总要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当戊戌政变次年，菜市口血迹未干，士大夫被头挂退，噤若寒蝉，内藤“在北京没有可以交谈的人”。他在津、沪两地见到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等士人，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有大国的风范”。严复刚出了《天演论》，送他一本，言谈之间“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内藤叹为“第一流人物”。不过，另一方面，内藤对中国人又有一种鄙视感。他不仅声称，“平时和中国人擦肩而过的时候，连衣服袖子的接触都使我心中不快”，而且从日本公使馆门卫中有清朝五品官老爷，从八旗皇族以五元钱报酬教日本人说官话，鄙夷地认定：“面子、体面等等的意义，不能和现在的中国人讨论。” 动身之前，内藤劝告作暑期旅行的日本学生，一方面希望他们进入中国内陆“去探寻那些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咏怀抒情、而现在依然能尝到羁旅辛苦的地方”，去领略中国山水游的韵味；另一方面呼吁他们“踏访东三省、山东这些新近被欧洲强国侵占的地方，以备思考战略雄图”，甚至不加掩饰道：“中国大陆确实是一望之下容易鼓舞雄心的地方。”内藤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游览长江，沉醉其中道：“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恢宏远大，只有大陆中原才有，不是看惯了富于细腻景趣的日本风光的眼睛所能想象的。真是天地间一大壮观。”回到上海，他郑重地对张元济说：“这么美丽的江山，让他人放言为势力范围，我觉得是贵国士大夫的耻辱。”这一告诫，与他的赞美一样，固然流露出对中国景致的心仪，却最终站在日本国的立场上，对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深致不满。难怪回国不久，他就撰文提醒：“不要忘记像江阴这样作为长江的关隘，有关注价值的地方”。 对中国的前途，内藤也希望能有转机。在游历中国时，他告诫中国的有识之士，先是说：“现在的时局，或许正是进行大变革的时机吧？”继而说：“总之，能使变革成功的就在于你们了。”简直就是中国改革的推动者。然而，来华前夕，内藤借明清之际的那段历史赋诗道：“兴亡关数倾难挽，夷夏唯天覆不颇。”意思是说，明清易代关乎气数，人力是难挽狂澜于既倒的；夷夏消长也唯有取决于天命，华夏运去没有什么不公平的。这两句诗的言外之意，可以用他在甲午战争当年《所谓日本的天职》中的言论来补足：“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洋文明，把它传给中国，使它在东亚弘扬的天职；也不是保护中国的旧物卖给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我们因为国在东亚，又因为东亚各国以中国为最大，我们天职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这番言论，总让人觉得与后来的“大东亚共荣”论有似曾相识之感。 不想纠缠在这个过于沉重的话题上，游记的轶闻也许更饶有趣味。内藤与张元济有一次关于康、梁的对话。张元济指出，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难道不知道，他的事业到那时已经结束，以后都是画蛇添足吗？”张元济曾卷入变法，其后，他转而一心投身出版事业，也许就出于不愿意再像康有为那样“画蛇添足”。内藤则向张元济透露，梁启超在日本“攻击西太后的时候动辄谈到下流的事情，正显露出他为人之低”。（张在这里附言说：这不是士大夫应该说的话。）梁任公说了西太后哪些话，内藤没有形诸语言或文字。据《小航文集》卷三《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梁启超亡命日本，“因揭宫闱秘事，大半捏造，那拉痛恨，悬十万之赏以购之，声价十倍，于是骆宾王之笔，胜于徐敬业之戈矣。”梁启超捏造的秘辛，即便不是下删若干字之类的内容，也肯定不堪入耳，难怪将慈禧激怒，被内藤看轻。 在中国处女游中，内藤作为职业记者，其眼光犀利令人折服。游记写他过大沽口时的观察：“大沽炮台沿着海岸展开，用土垒得很漂亮。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建得很单薄，外观细长，从实用的角度看形同儿戏。炮也没有大型的海岸炮。”果不其然，第二年，八国联军一举摧毁大沽口炮台，长驱直入攻陷津、京。而最早揭露炮台只是一个管看不管用的豆腐渣工程的，也许就是这个内藤湖南。一百年后，读到这里，联想到中国各种豆腐渣工程与时俱进而长命百岁，只有郁闷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