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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不论是思想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我们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要“摩登”。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像中国人。我们津津乐道于亚里士多德、米兰·昆德拉……而说到孔子、老子、四书五经等等,现代人就很难提起什么兴趣了 。有一位教授在深圳讲现代中国教育的时候,讲了一个笑话。说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个留学生到美国去念书,美国人虚心地请他谈谈世界销量第二位的书《老子》讲了些什么。他很抱歉地回答 “不好意思,我没有读过。”这个例子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可能很熟悉西方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倒是渐渐淡忘了。 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我们暂且不论这个观点所说的21世纪东方文化必然兴盛的是非与否,光从一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来说,失去了文化根基的民族也是很悲哀的。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到国外,外国人普遍关心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老庄孔孟等,他们不需要中国人“鹦鹉学舌”般地去介绍他们的历史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站在东方文化全球化的角度上,从现代意义上对东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研究也是很重要的,我国最近开展的大型“儒藏研究工程”也说明了这项研究的必要。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一书是近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的力作。该书作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敏副教授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楼宇烈先生。张敏博士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翔实的历史材料为我们展现了朝鲜李朝一代名儒李珥丰富多彩的哲学世界。李珥 1536 1584 是朝鲜李朝中后期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与李退溪同被认为是李朝最著名的儒学思想家。李退溪 1501 1570 是朱熹宋明理学在朝鲜的正统传人。他重视“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把中国的“礼”的制度发挥了到及至。李退溪的理学可以说达到了朝鲜正统性理学的顶峰。盛衰兴亡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规律。朝鲜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政治、社会的危机,随后不久发生的壬辰倭乱也加速了当时社会的衰败。正在社会转折的这一关键时期,李珥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穷理与行道脱节”问题,并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朝鲜社会的现实问题,他提出了“理通气局”理气并重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一理论是对朝鲜李朝初期自然哲学家徐花潭 1489 1546 的唯“气”说和朝鲜李朝中期性理学者李退溪的唯“理”说的一种综合性的继承发展。在此体系中,李珥明确地指出了理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也使李珥成为了朝鲜性理学思想向朝鲜实学思想过渡的关键性人物。 李珥虽然是宋明理学的正统传人,但是他对性理学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发展。他不像以前的学者那样只在“理”论上“鹦鹉学舌”,而是真正地认识到“思与行”结合的重要意义。李珥经世思想强调“实理”“实心”“实功”“实效”,着眼于社会现实的改革“问学贵知要,士贵通古今”。可以说,李珥的哲学态度是我们对东方文化传统进行再探讨的最好参照。我们应该看到东方传统文化,并不只是“穷究理气”理论上的思维游戏,而是通过探求宇宙的道理力求改造人类社会的道统之学。《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一书,对李珥的生平业绩、哲学思想、理论传承、现代意义等等都做了详尽而又清晰的介绍。浏览此书,我们可以解读这个“九度状元”的传奇性人物李珥是怎么样一步步形成他的哲学理论体系的。 “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不仅是西方人认识改造世界的观点。在东方传统哲学理论中也有“内圣外王”的说法,而孔子也不断强调“行”的重要性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立足21世纪,当我们重新审视东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陶醉在传统文化理论上的再检讨,而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在行为规范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这点来说,《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一书对李珥哲学思想的介绍,无疑对于我们重新看待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关注东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努力挖掘东方传统文化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 张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