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 天保九年《羯摩经》卷
    
    隋 开皇十三年楷书《禅数杂事》卷
    周叔弢先生不但是著名的藏书家、藏画家，同时还是战国秦汉玺印和敦煌遗书的收藏家。
    周叔弢先生收藏敦煌遗书（包括其他地方的传世本写经和日本古写本）共256件，是个人收藏敦煌遗书中保存数量最多的一位收藏家。1981年，他将这些书籍全部捐献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
    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三大发现。光绪廿六年（1900）五月廿六日，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籙，意外发现被封闭了数百年之久的藏经洞。洞中珍藏古写本佛经、佛画以及各类文书、文选等数万件。外国所谓的探险家们闻讯后纷至沓来，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巧取豪夺，骗走了大部分珍贵遗书。直到1909年，清政府在爱国知识分子的呼吁下，电令陕甘总督检点被斯坦因、伯希和劫余之物进京，交北京图书馆保存。但是，当地官员并没有完全执行清政府的命令，致使仍有一部分敦煌遗书流散到社会上。在押运敦煌遗书进京的过程中，李盛铎等人采取将完整经卷割裂成数段，上交充数的办法，阴谋掠劫精品俵分。社会上流散的这些敦煌遗书，就成了收藏家们苦苦寻觅的珍宝。
    1918年，周叔弢先生从方地山处借得唐人《阿弥陀经》卷影印100件，这是我们所知周叔弢先生参与敦煌遗书最早的活动。从此以后，他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收集敦煌遗书。周叔弢先生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都是佛经，其中不少是《大藏经》失载的佛教经典。在中国印刷术发明之前，大乘佛教的典籍全靠手写本流传。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命高品、张从信雕印《大藏经》。《大藏经》收集了大量的手写本经卷。周叔弢先生收藏的经卷中，如《佛说水月观音经》《羯摩经》《鼻耶律序》《禅数杂事（下）》等，《大藏经》中皆没著录，是研究佛教文化稀有的资料。其中《羯摩经》为“北齐天保九(年)四月廿五日比丘法慧敬造”(北齐九年即公元570年)。羯摩是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和个人事务的名词。有北齐年号的《羯摩经》在敦煌遗书中仅此一卷,当十分珍贵。此卷是敦煌遗书中较早的经卷,此经书体隶楷结合,楷书中尚遗有隶书笔意,捺笔遒劲厚重,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资料。而《禅数杂事（下）》为隋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写的。这是一部讨论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的重要典籍,各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均未收入此卷,故此应是研究佛教极为珍贵的资料。周叔弢先生收藏的经卷有不少是首尾完整的长卷，其中有纪年的卷子就有14件之多，如后周显德五年《佛说无常经》、隋大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大业四年《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等皆是敦煌遗书中的精品。周叔弢先生收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社会文书、户牒、雇工契、文选注以及涉及敦煌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如唐咸亨二年《胡文达牒》，系沙洲胡萨坊口户长胡文达向上级汇报管界之内外来番户动迁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唐文选注》《日本古写本文选注》对研究中国文学及中日文化交流都有重要价值。北齐天保九年《羯摩经》、唐开元廿年《大般涅槃经》等都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佳作。
    方地山是周叔弢先生的同乡和好友,也是接触这批文物较早的一位文人。他总结敦煌文书特色时曾说：“唐人写经是抄书，不是临帖，如过去穷书生代人抄书院卷子。不欲过好，不得过丑。”这种依字体识别敦煌遗书真伪的方法，对周叔弢鉴别敦煌遗书颇有启发。那位曾以卑劣手法劫掠敦煌遗书的李盛铎，于20世纪30年代把大部分藏品高价卖给了日本人，少量被书贾购去。周叔弢先生为了集中这些散失了的文物，不惜重金，奔走厂甸，往来书肆，在来熏阁、中国书店收回不少李氏旧藏。他在搜集这批李氏旧藏敦煌遗书时也有吃亏上当买走眼的时候，1941年，天津文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颇像敦煌出来的草书帖、书籍、文书，上面大多钤盖着李盛铎的收藏印。周叔弢之子周景良先生就以重金买回了《故旧帖》《户口单》《社转帖》以及信稿等。经仔细研究，看出是用双钩办法作的赝品，后又请赵万里先生再做鉴定，他也认为是赝品。周叔弢先生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他说：“这些东西不能留在世上骗人。”周叔弢先生品德之高尚可见一斑。
    1981年，周叔弢先生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文物1262件，其中包括敦煌遗书256件，使天津市博物馆珍藏的敦煌遗书享誉海内外。在国内除北京图书馆外，居各省市收藏单位的首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