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裕，大众文化的日渐繁荣，文学受众群的日益细分化，多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这些让当下文学生态呈现多元生长态势，文学格局也逐渐实现了从单级到多级的转变。文学写作从传统纸媒向网络延伸，文学批评也随之产生了学术、媒体和大众的多层面分化，由此各类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芜杂甚至于自说自话各不相干的状态。
    进入当下语境，文学的精品意识犹在，而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无疑日益退让。尤其是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其传播更具大众娱乐至死的风格，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功能。当下文学写作更多接受西方叙事的技巧，一路以先锋的名义从文体到内容都在革故鼎新，也出现了一批技巧成熟风格独特的精品力作。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自己的人文传统如此隔膜过。自现代社会以来的中国人其实是文化断裂语境中的一代新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叙事的众声喧哗与集体失语，代际身份表达的焦虑与个人欲望书写的汹涌澎湃，这些构成了中国作家进入现代精神体验的文本特征。当我们的写作进入现代日常性经验之后，恰恰如一片片漂浮的羽毛，在精神涣散的城市与乡村上飘零游荡。
    之所以出现多元芜杂的文学文化现象，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依然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有着转型阶段文化价值断裂的显著特征。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终于和日常性接轨，殖民统治、战争、物质匮乏、各类政治斗争等等，这些不再是中国人现实生存的重心，物质主义生存，欲望化表达、平庸化心灵模式和大众化娱乐方式成为生存价值取向。于是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群体性的世俗生活经验成为很重要的故事和叙述对象，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进程，人们又急需通过自身个体化的经验确证自我意识，不断地重复“我”是“我自己”这一现代性的标志答案。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所谓的个体性生存经验正在被巨大的资本、制度、甚至于媒体环境推向某种虚无的状态。在自我确证的过程中，“自我”却正在丧失。因此海量的文学叙事依然无法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在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当我们从传统进入现代之际，从苦难忧愤转入衣食无虞之境，如何从知识储备和人格建构方面来寻找到一个稳固的精神支点，在这个支点上安放自己日渐开启的现代心智和日益丰盈的灵魂？
    由此提出这样几个观点：回归传统诗文，阅读审美之书；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体认民族苦难和社会转型之步履维艰；重新阅读提供精神能量的智识之书，建构现代人格与当代抒情 。
    一、回归传统诗文，阅读审美之书
    传统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形态从四言、五言、七言古诗发展到盛唐之音的格律诗，再到长短参差的宋词和元曲，最为优雅繁盛的语词、修辞、意象和意境都蕴涵在海量的诗词歌赋中。传统中国的文人但凡识字即会吟诗，只不过诗作的高低差异很大。中国人历来对于文字有着宗教般的感情，对于诗词歌赋的吟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替代了宗教。
    文学在中国很早就被称为“经国之大业”，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小说文本承载的人性特质、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蕴在传统中国更多的是由文学中的诗歌、散文来承担的。两千五百多年老子对于道的孜孜以求，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哲学追问，庄子对于自然万物逍遥精神的体悟，印度佛教中国化之后与儒家和道家相互间的交融互补，这些无疑建构了中国的人文传统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精神人格。两千三百多年前中国诗人屈原面对时空宇宙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在终极的天问中凸显了东方智慧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天下情怀。之后司马迁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姿态，用《史记》的秉笔直书，在史学和文学的两维中凸显了中国士人的智识与胸襟。随之，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种种人文气韵绵延不绝、空谷传响。这些无疑是属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具有人类性的东方文化中独特的精神资源。
    从文学角度来说，这种精神人格外化成一句句让我们读起来或潸然泪下或经脉贲张的诗句。不要用什么唐诗压卷之作来表征，仅仅随手找出关于离别、怀乡、羁旅的诗句， 例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逢佳节倍思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样的诗句可以如魔法长卷一样无限的延展再延展。一旦吟诵起这些诗句，审美思维即会接通千古，解析无数代文化基因和密码，在这一审美之书的浸润中，穿越物质主义生存的欲望和黑暗，抵达精神领域的光亮处。进入唐诗宋词意境，我们会深陷汉语的奇异瑰丽和无穷魅性，而如孔子所云：不知老之将至。
    传统散文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她是包括各类历史著作在内的卷轶浩繁的作品。中国传统社会的经书和史书几乎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散文作品，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文字和著述参与国家各个层面生活的见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的代表，其实依然是和皇权、封建道统产生制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国传统社会不完全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贵族世袭制度，而是有着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变动和流通，而“士”阶层在这种变动中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散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纪录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理想和对于现实事功的具体实践。
    中国古典审美范畴和意蕴表达大多都蕴藏在传统诗文中，一般中国人自白话文运动之后，就很难读懂古诗文，且中国知识界忙于近现代历次革命运动而没有完成古典诗歌的现代阐释和现代传播。现在这个文学传统仅仅在大学的中文系传播，且面对着日益功利化的学科设置，传统诗歌完全沦为了极少部分人的个人爱好。因为翻译的问题，西方知识文化界也对于中国传统诗文知之甚少。无论是当下的中国或者世界，如果不了解传统中国的诗歌与散文，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真正了解传统中国。
    二、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体认民族苦难和社会转型之步履维艰
    小说在当下可谓是最为繁盛的文体。中国白话叙事从唐传奇开始，这些类白话小说是传统中国文学中更贴近故事与人物的叙述，是一种类似于感伤文学的叙事。这种叙事并非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人文精神中最为阔大和辽远的部分，比如天人合一、和美虚静、和而不同等等。到了宋元话本之后，白话文学无疑在市民阶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日渐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文学传统。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提出了“六部才子书”，乃至最后由胡适他们提出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至民国时代，俗文学在民众中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普通民众依然会从启蒙读物的“三、百、千”开始接触传统中国，即进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这三部幼童读物近些年开始在大陆重现被阅读和研习。《三字经》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一个中国人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尊卑礼让和好学上进，同时以极简约的语言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更迭。《百家姓》其实是通过姓氏的方式传递了中华文化符号中的众多信息，《千字文》作为四字韵文的美文，无疑是一种文明达到鼎盛时期的通俗书面总结。传统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从这里开始。伴随着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各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阐释，让传统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闭自足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封闭的文化生存状态重群体抑个人，有着君君臣臣的超稳定结构，天然和个体的自由价值有着巨大的冲突。无论这种文化人格的特征如何，站在东半球的传统中国人的眼神是确定的。
    自新文化运动废除文言以来，文言文学遗产的现代转型一直没有完成，直到今天，现代白话文依然还处于不成熟的时期，其标志就在于我们运用现代汉语依然无法达到和古代汉语同样的审美意蕴。六十五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还很年轻，也出现了一批经典作品和作家，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境遇，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多的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困厄与艰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大多是在国家民族危机或者自身经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上展开，呈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种种欲求。这些欲求包括中国人面对强大的官僚体制、赋税、徭役和饥荒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行动，中国近现代小说大多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反映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和精神面貌，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并非如此简单直接。近现代社会产生的大量小说体现了中国人从古典精神向现代意识的转变，文学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几乎同质的写作过程中，让我们以阅读的方式感受到中国社会过于峻急的变化，同时这种断裂式的变化让中国人极快地从传统走向并非幸福意义上的现代。
    现当代文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理想审美意义上的中国乡土，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一个最为鲜明的象征符码——诗意的乡土，纯真良善的乡人，含蓄蕴藉的感伤情调。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文本揭示乡土生存的苦难和不幸，其主题几乎涉及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战争、饥荒、疾病、苛政、礼教……，鲁迅作为民国知识精英的代表，其小说叙述恰恰远离自身知识阶层的日常与精神状态，塑造了阿Q,祥林嫂、吕纬甫、华老栓这些中国乡土上踟蹰无助的死魂灵。茅盾从时代新人的苦闷到对于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者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摹写，巴金从封建家族礼教的控诉到对于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气息的探寻与把握，无论是激流、雾雷电的激情，还是子夜、寒夜和病室的沉思与反省，五四一代作家以文学来惊醒和疗救民众，感奋忧思之中带着殷殷的入世情怀。而当代文学更多呈现出的则是对于宏大政治与历史的文学叙事，20世纪50年代红色经典以理想主义为特征，在建构红色革命历史的同时，也重新温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的民族苦难与阶级争斗。文革后的伤痕、反思、寻根和改革小说无疑在用后一个时代的前行来解构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与伤痛，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学不再是阐释被殖民形象的文本，而是阐释一个民族国家如何从传统进入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活。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高加林、陈奂生对于农民进城问题的文学解读，乔厂长与1980年代中国改革和工业化的精神联系。在进入欲望化抒写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无疑大多是忧愤之书，在浓缩的现代转型时空中，中国人的生存跌宕起伏，历经波折，文学也流派迭起主义丛生。
    三、重新阅读提供精神能量的智识之书，建构现代人格与当代抒情
    一方面现实苦难的确是文学应当观照的内容，另一方面当我们步入新的历史情境之后，如何在历史景深和审美维度上去呈现和照亮现实生存本身？从精神建构性的角度来说，仅有忧愤之书是不够，而应该加上对于智识之书的阅读。所以看《边城》的时候，不妨一起阅读费孝通《乡土中国》，看《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时，不妨也读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看《三国演义》、《明朝那些事》的时候，不妨看看钱穆《国史大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看《围城》的时候，不妨读读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当下社会最需要的是重新建构新的现代人格，恰恰是五四一代的学者和学术著作在智识的层面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人格精神的曙光，在为人为文和学术修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对于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思考。
    文学作品的确是分建构性和解构性的。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老托尔斯泰《复活》《战争与和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光芒至今还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深处的苦难和温暖，雨果笔下卡西莫多的悲剧美学意蕴，肖洛霍夫《静静顿河》的史诗气概，巴尔扎克对于法国社会深刻的洞见，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艺术心灵的美好与纯粹等等。这些伟大的经典依然能够穿越时空,浸润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以古典爱情为例，中国的《牡丹亭》《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无疑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向往，但是这些爱情故事都是以冲破传统封建礼教为目的，属于前现代文化情境。而当下更需要对于现代人爱情观的解析与探讨，由此西方18、19世纪的古典爱情依然可以提供现代人格基础上对于婚姻爱情的观照。英国文学中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盖斯凯尔夫人《南方与北方》，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艾玛》等等，古典时期的爱情看似不和时宜，实际上当下每一个陷入爱情的人何尝不是和古典时期一样期待一份最为纯粹的爱情？（当然欲望诉求和婚姻投机者应该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这些关于爱情的作品，恰恰是在社会学层面考量了所有世俗条件对于爱情的考验（而我们的青春文学写作，往往是和他人无关的两个人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简-爱》中对于门第、阶级、财产的纠结，《南方与北方》中没落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更不用说简-奥斯汀笔下津津乐道的每个有钱的单身汉都需要找一个妻子，在财产、门第、性情、修养和个性等各个层面来考验恋爱中的男男女女。而所以的一切又都以建立有爱情又有理性的婚姻为目的。这些古典时代的爱情依然要比触目惊心的绯闻、男同女同和滥情肥皂剧涵养滋润我们的心灵。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提出这样的追问：世界何以如此阴暗、荒诞和碎片化？从卡夫卡的那只著名的大甲壳虫《变形记》，到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这些具有先锋性思想的现代作家更加关注现代个体对于体制、国家机器和生存无意义的探寻，从反面从提醒红尘中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活着，可是我们的存在有问题。解构性的文学不是为了欲望表达和宣泄情绪，冷静的窥视和洞察不是爆料和窥私。这些作家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类终极和未来依然有着无限的期待和理想。面对现代社会资本全球化和日渐僵硬的技术官僚体制，人类似乎越来越难以把握未来，当下的精神生存日益受板结和僵化，由此西方社会才会出现对于多元政治、经济、文化的诉求，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于多元文学生态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对于现代后现代的阅读中，我们依然寻找幽暗灵魂潜行的光亮，看到诸多作家那躲藏在文本背面的明亮眼神。
    当下多媒体传播在带来便捷信息的同时，海量的垃圾信息拥堵着审美思维与表达。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图文信息，而现代人格精神建构依然在知识、历史、审美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积淀。由此我们有理由重新阅读能够提供精神能量的文学之书，建立自己有效的阅读谱系，找到激发自己正能量的文学经典。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化情境的互读，更好地理清当下的中国情境和中国现象自身，回归历史常识，恰切表达自身对于当下中国的现代认知。从自己平庸的个体生存中走出，通过文学阅读和书写建构真正的现代人格和当代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