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盖尔·德·盖洛斯
    
    《一五》葡语版
    
    《若昂米盖尔》葡语版 《三个玛利亚》葡语版    《石子路》葡语版
    上世纪30年代，巴西处于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发酵的时期，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区域发展失衡。在南部及东南部加速文明化进程的同时，东北部内陆地区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形式变化及殖民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日渐败落。陈旧的政治经济结构始终以统治阶级的特权为根本，此时的巴西急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巴西文坛涌现出一批出身东北部的优秀作家，他们在作品中描述东北部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展现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抨击政府的不作为，以文学为媒介揭露社会发展进程中被忽视的阴暗面，在为生活疾苦的东北部人民发声的同时，促进新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这些描绘东北部风土民情、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作品使得巴西自19世纪萌芽的“地域主义文学”得到空前的发展。
    自1922年巴西文学进入现代主义发展阶段后，第一部将东北地区社会问题作为主题的是若泽·阿美利克·德·阿尔梅达的小说《烈酒》。这部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揭露出南部与东北部的经济文化差距，提醒人们不应以放弃东北部为代价来发展南方。然而，小说风格比较保守，对于人物刻画不够深刻且具有多愁善感的倾向。1930年，出身东北部赛阿拉州的女作家拉盖尔·德·盖洛斯（Rachel de Queiroz）以长篇小说《一五》（O Quinze）初涉文坛，她在作品中深入刻画东北部人民个人意识与思想、书写真实的生存苦难，探讨人在苦难中的生存意义，抨击社会的不公正，成为这一时期地域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时间上略早于同一时代的若热·亚马多等其他“东北部小说派”作家。
    《一五》指代1915年，当时巴西东北部腹地地区正遭遇严重旱情。生活在腹地农庄的拉盖尔一家在失去大片植物以及大量牲口之后，被迫迁居到里约热内卢，旱情缓解后才重新回到赛阿拉州。儿时的经历促使拉盖尔在19岁时写就处女作《一五》。作家以笔名丽塔· 德·格鲁斯将小说出版后，在文坛引起极大震动，毕竟没人预见到这样一本以干旱为背景、展现腹地社会问题且带有政治诉求意义的地域主义小说，何况它还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作家之手。在深受父权制影响的巴西，女作家在当时并不多见，女性参与写作仍被认为是奇闻异事。亚马多与另一位30年代著名作家格拉西里阿诺· 拉莫斯都曾误以为躲在丽塔·德·格鲁斯这一笔名后面的是一位“长胡子的人”，因为当时的文坛确实是男性的地盘。毋庸置疑的是小说所表达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一五》对东北部种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真实描写令众多作家及评论家为之感叹，巴西诗人、编辑奥古斯托·弗莱德里克·施密特称赞其为“一本巴西的书，彻底的巴西！”
    任何第一次阅读《一五》的人，都会被其中对旱灾的描写所震撼。灾民们被迫迁居，流离失所，长途跋涉，与饥饿、干渴和疲劳做斗争，像牲口一样慢慢死去。腹地是他们的家乡，然而这片亲切的土地却转变为地狱，无助的灾民只能努力自寻出路。这便是小说第一主线所描绘的情景。放牛人西古·本托因干旱而失去在农庄放牛的工作，为生计只能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子长途跋涉，前往首府城市福塔莱萨。一路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在此过程中本托失去了两个孩子。这一家人是无数东北部难民的代表，干旱迫使他们远离家园，饥饿成了对生存最直接的威胁。本托等人到达福塔莱萨市的难民营，遇到在那里做志愿者的女教师贡赛桑。贡赛桑领养了本托家的一个孩子，还为他们买了去圣保罗的船票，使他们能够去找寻新生活。这条主线控诉了冷酷的社会现实：天灾之下，难民在生存危机中挣扎，而政府却不作为，甚至将本该发放给难民的车票放到黑市出售，这是人对人的活生生的剥削。贡赛桑这一人物也有其自己的故事主线，在抨击政府不重视东北部难民生存状况的同时，拉盖尔通过这一主线来揭露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贡赛桑原本同祖母住在乡下的农庄，后只身到福塔莱萨市，在小学做教师，过着独立的生活。这是一个在当时非常“现代”的女性形象，她因此承受着不小的社会压力。旱灾爆发时，贡赛桑将住在乡下的祖母接到福塔莱萨与她同住。与贡赛桑青梅竹马的表哥文森特一直生活在农庄，每天和牲口打交道，后来也因干旱来到福塔莱萨。贡赛桑对表哥产生好感，但最终因两人精神世界相差甚远、无法沟通而没有听从祖母的意见嫁给文森特。旱情缓解后，祖母回到乡下，贡赛桑依旧住在城市里，独自抚养从本托那里领养来的孩子，忍受着流言蜚语。贡赛桑的独立女性形象是长久以来巴西主流文学作品中不曾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又是拉盖尔的一次突破，她是3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者。贡赛桑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以及她自己的内心冲突又何尝不是一种苦难？虽然其悲惨程度根本无法与难民的生活相提并论，但这同样也是人在不公正的环境中对自身命运的把握。
    《一五》展现了一个并不为南部以及东南部发达城市所了解的巴西东北内陆地区，进一步揭示出干旱虽是造成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直接原因，但并非是根本原因。巴西东北部从殖民地时期出口巴西木开始延续下来的“大庄园经济”，使得财富和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对劳动者的剥削始终存在。东北部穷苦劳工的梦想是到亚马逊地区从事橡胶业，进而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然而进入20世纪后，巴西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北部橡胶园和东北部农庄逐渐失去往日繁荣景象，劳工们的梦也随之破碎。西古·本托曾考虑过到北部的橡胶种植园寻找新生活，最终只能作罢，转而向东南地区进发。干旱则加剧恶化了劳动者们的生存情况，在短时间内使诸多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圣保罗成为吸收东北地区劳动移民最多的城市。在《一五》刚刚出版的年代，小说的读者大部分为圣保罗人和里约人，他们通过小说看到了未曾去了解过的东北部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此外，《一五》在描绘东北部过程中引入的女性主义问题曾引致负面评论。文学评论家特里斯坦·德·阿赛德认为，作者应该用更多笔墨去描述西古·本托一家人在旱灾中挣扎的故事，减少对贡赛桑内心冲突的刻画。然而，将干旱主题（局部）与女性主题（普遍）并驾齐驱正是拉盖尔的创新之处，也是解读其30年代文学作品的基本立足点。在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社会环境与个体心理都有其具体展现。在干旱这一庞大却只属于局部的问题中插入一个女性的个人发展——看似渺小却是女性寻求自我实现、提升社会地位的普遍问题。正是这一点将《一五》同之前那些以干旱为主题的自然主义小说区别开来。个人（尤其是女性）如何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并在局限中实现自我价值、反而再促进社会结构变化，这始终是拉盖尔·德·盖洛斯的创作重心，同样清晰地反映在作家30年代所创作的其他作品中：批判社会法制不健全的《若昂·米盖尔》、展现东北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石子路》以及探讨教育对女性个人发展影响的《三个玛利亚》。
    著名诗人曼努埃尔·班德拉曾在诗中赞美拉盖尔：“她是最好的，是人民之花。没有人比她更巴西，身为塞阿拉人，她心系整个国家，从帕拉州到南大河州。太巴西了，我想用各种说法来表达她如何之巴西——她是巴西土著，是巴西之首都，是巴西国民，是天生的巴西人。”在长达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拉盖尔·德·盖洛斯坚持以“还原社会现实”和“女性自身发展”为主题。她的作品追随巴西社会发展的脚步，与东北部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息息相关。拉盖尔书写苦难，塑造在残酷社会现实中挣扎的底层人民，但她笔下的人物从未放弃希望和梦想。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拉盖尔积极参与政治，为发展巴西东北部、保障女性权益而奋斗。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文学创作，这位巴西人民心目中“伟大的赛阿拉夫人”始终传达着坚强、乐观的巴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