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学“边地”？
    ●20世纪以来，人们对边地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边地”和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理解“边地”的价值与意义时，容易走进哪两种认识误区？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态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边缘的崛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文学话语“中心”和“集散地”之外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地”，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虽然并没有构成新的文学中心，但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地”显然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边缘之所，相反，使得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日益成为一张由各个节点构成的网络。这得力于资讯的流动和媒介技术的更新，更体现为一种文学格局和意识的自觉改变。边地的多民族文学逐渐以其实绩显示出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功能与价值。
    边地之于文化构建的意义
    1938年，闻一多跟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前往西南联大，一路上采风问俗，收集山歌民谣，不禁感慨主流文明过于圆熟，应该汲取边地民众的力量。1946年5月，闻一多在昆明观看了彝族音乐歌舞《阿细跳月》等演出后，更是提出：“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闻一多的见解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感受，比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尖锐抨击“老大中国”“过熟”以至于陷入陈腐僵化的文化，沈从文从湘西边地寻找到如“希腊小庙”折射出来的静穆之美。他们都是将“边地”作为一种观察视角，认识到“边缘的活力”，进而用“边地”的多元价值补苴罅漏，充实到中华文化中去，让那些曾经被遮蔽的文化获得生机的同时，重新阐释了“中华民族”广义上的文化内涵。
    “地方性”和“民族性”之间建立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讨论的文学话题，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当时，出现了两种观照“地方性”的思路：一种是启蒙主义的视角，认为地方性可能会对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产生背离；另一种则是民族主义的视角，认为过于强调地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整体民族性建构的疏离。40年代，这些争议和犹疑在解放区、国统区乃至沦陷区的文化精英那里，都获得了某种“反向”的共识，即，他们都意识到振兴中国本土文化的必要性，而在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城市文明中很难找到“接地气”的本土资源，作为“乡土中国”博大深厚的背景和基础，边地文化应该成为对抗外来侵略的有力的精神支撑。边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因而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可资发掘、提炼和弘扬的价值所在。
    这一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救偏补弊的看法，推动了后来在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比如在“寻根文化”的思想路径中，地方性再次被赋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新世纪以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框架中，地方性文化获得了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活力因素的内涵。如果将这条隐伏不定的思想脉络梳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边地”的重视始终伴随着文化的交流碰撞。重塑中国文化传统的热望和雄心可以追溯到晚清经世致用的边地与边政学的兴起，人们对边疆史地、器物风俗这些于富国强兵干系重大的学问的热情，日渐超过对道德心性之学的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既有文化的批判也是从民族、民间之中汲取营养，“边地”正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主要处所。
    在这些历史实践中，“边地”其实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范式转型”：拆解固有的文化模式，调换观察角度，从“边地”出发去认识，从而得到可能迥异于在“中心”位置所得出的结论。人们已经日渐意识到单一化认知模式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主导的还是在由资本所影响的文化格局中，人们认识到中国各类“小传统”满天星斗般的文化构成，认识到各种文化主体之间相互交流交汇的实践，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难以替代的路径。它倡导尊重各种文化的主体性，无论其强势还是弱势，在此基础上提倡各种文化持有者平等对话，千灯互照，光耀全局。这种基于边地的方法论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交流中也具有普适意义。
    以边地作为方法，会发现许多边缘化乃至于失语的亚文化看似奄奄一息，然而终究如草蛇灰线，绵延不绝，就像潜伏于地表之下的暗流，正在等待某个契机喷涌而出。比如《诗经》风雅颂的三大传统，近现代的文学史往往独重国风，雅正和颂歌的传统反倒得以保留在少数民族史诗和叙事传统之中，随着新一轮边地文学的崛起，它们也得以呈现出光洁如新的面孔。
    容易出现的两种误区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两种认识倾向。一种是“边地”与“中原”的二元思维，在这一思维模式中，“边地”成为异域或飞地，成为区别于“主流”的“支流”，很容易成为想象中异域风情的所在。这种思维模式容易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以中心文化的傲慢统摄边地文化的特殊性；另一种则试图以边地文化取代主流文化。我们需意识到“中心”与“边缘”位置的相对性和移动性，而不是将其固化，否则很容易陷入对抗式的思维模式之中，进而会导致对现代性的特殊性空间（如边远、边缘）的对立想象。其实，“边地”从来都不是独立于整体性社会进程的他者，它是现代性本身有机的组成部分。
    另一种常见的舛误是将边地的差异性强化，甚至有意强化这种差异性。任何一种亚文化，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族群性的，它都必然有着稳定的核心和流动的边界：核心部分使其得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存在，边界部分则确保其在变化的世界中灵活应对。然而，现今常见的情形是，一旦发现了某种具有符号价值进而可以在市场上被转化成交换价值的特殊性之后，它就会被刻意建构，甚至会被简化抽绎为某些一目了然、便于流通的符号，并与孕育它的环境割裂开来，抽空了它的内涵。文学写作中常见的风情式写法就是一种表现。边地文化的这种自我差异化，是主动地把自己纳入到普遍的消费系统之中，最终抽空并瓦解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边地作为方法，可以充分展示、叙述与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变异性，促使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自我刷新和认识论的转型。边地作为问题，则凸显了角度位移、认知转型的内在风险，一方面可能滋生偏狭的地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会走向兜售“地方性特色”的自我他者化。要避免这种悖反，就需要我们既包容差异又追求共识，既坚守本位又与时俱进，以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锻造边地的内驱力量，铸造自我更新的整体文明。
    作者简介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