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左一）与罗烽、萧军（右一）1936年在上海
    舒群在中国文坛上的名望，远不止于——他是“二萧”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
    其实，在东北作家群中，他的地位也蛮高的。萧军，一硬汉，除了鲁迅，他跟谁不敢耍脾气？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刚谈完，回来记日记照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但是舒群当着哈尔滨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他对萧红的不当，暴脾气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去对子女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我，我早就不干了，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又不无感慨地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这种地位形成自然是有原因的。当初，一帮“文青”在哈尔滨意气相投、切磋写作技艺、相濡以沫，开始时并不知道舒群的红色背景——“九一八”后第三天，热血青年舒群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和交换北满各处情报。他单枪匹马，日夜潜行，于刀丛中发展各种关系，从手工作坊、打字学校到伪县政府，多方搜集日军火力布置情报。当时经费少，生活困难，组织上给他一块旧怀表， 走走停停也不准，所以有任务，他总要先跑到火车站、大商店去对表。做情报工作半年后入党，那时他19岁。所以说，早在成为作家之前，舒群就已经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舒群那时在哈尔滨有四个联络点，”二萧”的家即是其中一个。舒群的朋友傅天飞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一次他到哈尔滨执行任务，顺道给舒群捎来一部“腹稿”——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傅天飞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非常震撼。傅天飞也爱写作，但他怕自己万一牺牲，就郑重地在舒群这里保存一份“底稿”。舒群也怕自己“出事”，又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当即提出请傅天飞来家里再讲一遍，于是舒群又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讲诉。萧红在《生人》一篇中有记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将这部腹稿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在哈尔滨时期，舒群用积攒的地下活动经费40元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还热心地帮忙联系印厂，校对文字。后来“二萧”离开满洲，到青岛，也是去投奔舒群的。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舒群也酝酿了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在青岛时，萧军和舒群曾结伴到上海拜鲁迅为师，没有找到；舒群不甘心，自己又去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无缘亲近鲁迅，是舒群一生憾事。后来“二萧”在迅师家里登堂入室，舒群请老朋友代为引荐、呈稿请鲁迅指教，此事竟没有下文。舒群在心中对老朋友打了个问号。直到鲁迅逝世后，1937年在北京遇见萧红，才解释了这件事——萧军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当时鲁迅身体情况确实很差。萧红为了弥补舒群没能见到鲁迅的遗憾，慷慨地将《生死场》原稿赠给他——那上面有鲁迅修改的笔迹。萧红的解释和赠与，使舒群释怀了。
    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最后若干修改，隆重推出，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成为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作周扬派的人。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4个月临时秘书。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几十年后他与丁玲办《中国》，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还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但舒群似乎跟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更近些。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为了办《解放日报》副刊。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了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找舒群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可见毛主席多么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泽东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得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 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
    1945年日本投降，毛泽东、蒋介石都没料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延安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东北。东北团由舒群带队，队中汇聚众多作家、艺术家如田方、于蓝、刘炽、公木、颜一烟、王家乙、华君武、严文井、陈强等等。他们从延安出发，徒步走过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队里许多像舒群一样的东北人，自“九一八”那悲惨的时候起流浪在关内，做梦都梦见故乡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一路上心情之激动、步履之轻快皆可想而知。他们沿途也看到日军烧杀掠夺后荒芜破败的村庄，看到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的成果，他们曾冒雨急行，有时也露宿，一觉醒来但见满月银光照彻原野、宛如置身仙境……一个月后到达沈阳。
    在东北，年轻的老革命舒群接管并组建了东北重要的文教部门:接管“满映”，成立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建立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东北公学，主编《知识》半月刊，领导并组织文艺宣传，演出《兄妹开荒》，举办“哈尔滨之夏文艺活动月”，将延安文艺带到东北，可以说，对于发展东北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