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战火的颠沛流离，看过了生命的艰难与衰亡，行程几千里后，冯至来到西南联大，将生命安栖于昆明郊外的“林间小屋”。正是在这个栖所，他写出了堪称中国最早的体悟生命诗集《十四行诗集》。“一个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1]于是，在1941年，一年的时光，写出27首诗，记录下生活日常的真切体验和真实意象。我们跟随着，或快或慢地前行和停歇。在彗星的出现和狂风的乍起中，“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冯至的诗是体验的诗，他从生活中获得经验，提供灵感，所写都是与他的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人和事，当然，那也是高于生活的另一种“生活”。
    五四以降，从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到凌淑华家庭日常的描述，再到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等，无论世事如何剧变，百姓或跃跃欲试或惊恐惶惑或艰辛无奈，日常生活依然在传统的生命轨迹中缓缓流淌。当然，日常生活，构成了作家的生命真实。那些来自生活稍瞬即逝的光芒，被纸笔凝结成文学世界里的繁星点点。日常是拥抱之后的争吵，争吵之后的拥抱；是儿孙的吵闹，祖宗的香火；是熨帖的袖口，裤腿的褶皱；是嘴角的饭粒，弥漫在房子里久不散去的油烟，是街头巷尾的鸡鸡狗狗……这些散落在每一个生命刻度里的存在，如此琐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发生就已经结束。然而，当你试图感怀人生的宏大，蓦然回首，却看见成群结队盛气凌人的少年中，你笑得招摇；故乡门上的福字，依靠着木叶，你贴得小心。走过的生活，都化成了生命，一地鸡毛，熠熠生辉。
    日常生活以及生活其间的人，成为一代一代作家们笔下的主题，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叙述日常的传统，而今流淌到备受文坛关注的青年作家的身上，本文讨论的两位青年作家张忌与双雪涛，他们年轻、敏感，与时代的紧张共存相长，不说为新文学长河拓展了流域，却也溅起属于他们生命信息的五光十色。
    作家张忌成名于2005发表的中篇小说《小京》。他并不把目光聚焦于离奇的谋杀案上，而是平实又真诚地把亲人与爱人，面对生命无常的日常反应刻画出来。爱情无疑是美好的，面对女友的突然离世，“我”充满深情的日常回忆让人动容，不论是小京找到工作时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还是冬日里的温情“小京最怕冷，以前每次睡觉，都是我先钻到被窝里睡暖了再给她睡的。”那些本该美好的未来都随着小京的死，不复存在，只留下生者生存。从四川乡下来处理后事的“大伯”、“姐夫”与“我”对小京的怀念，在故事的发展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对北京郊区的嫌弃，对我的冷淡，理发的喜悦，去天安门的激动……所有“我”以为的来自乡土看起来对死亡的漠不关心，在小说的尾端，渐渐崩裂。当看到小京冰冻的遗容，当年轻的生命燃烧成灰烬，当“我”为了与小京多待会儿，独自背着骨灰前行，人与人的隔膜在生命与生活面前达成了谅解：“姐夫和大伯正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后，他们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两个人神情专注，像是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这是我们都爱的人，生于日常里的生活，必镂刻在生命之中，人总要活下去。
    关于人如何活着，张忌的长篇小说新作《出家》，给出了另一种出路：信仰。主人公方泉是一个入世的机灵人，怀揣着赚钱让妻儿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拼了命地努力工作。方泉勤快又善于揣摩他人的心理，凭借送礼的活络脑筋，让妻子秀珍获得工作，也让自己同时身兼数职：送牛奶、送报纸、骑三轮车、和尚、油漆匠、卖废瓶。初读《出家》，有些余华笔下《活着》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作家设置的苦难生活。来自日常层层叠叠，接连不断的大小灾祸，让一个平凡之家几乎没有片刻安宁。生活疲惫不堪时，原来仅仅是谋生手段的“出家”，逐渐在他的日常生活隐现，成为平凡生活中另一种选择。
    “可是，真离开了寺庙到城里来送奶，我又有点后悔。我说不清那种感觉，似乎心底里，我还是想做和尚这个行当的。”
    佛缘在一次次现世生活绝望之际，将方泉拯救。冥冥之中，出家之路在出世入世间，已经注定。他为了谋生，初次上赤霞山，被阿宏叔剃头后“恍惚地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第二次，因为奶站出事，阿宏叔邀他去做空班赚钱，“起初，跟在人群后，我还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因为我觉着自己是这群人中最身份不明的一个。但没多久，我便适应了这样的气氛，我一边撒着净水，一边念念有词。甚至，在装模作样张嘴闭口之间，我都疑心耳边那些诵经声真是从我的嘴中发出的。”自我身份的怀疑逐渐消解，每当生活看起来在好转，突如其来的现实困境其实正一步一步把他引向出家。第三次空班，他仿佛看见“那些僧众和信徒，站在高台前，温和而赤诚，而我就那样面容安详地坐在高台上，身上笼着一层淡却辉煌的光芒。就在这一瞬，我的心忽然就明亮了起来。”
    当妻子怀上他期待已久的儿子，随时要住院时，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焦虑席卷而来，方泉没有选择与家人取暖，而是躲进厕所念起楞严咒。
    终于，念到第五遍的时候，我终于完全地平静了下来，就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被驱赶了出去。再念下去，声音竟然也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是我一个人单调的诵念，而是无数个我站在一起，层层叠叠，低沉浑厚，海一样的无边无沿。……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在恍惚，我感觉自己不是从厕所里走出，而是从另一个世界走过来。这世界似乎是真实存在的，它与我若即若离，就像磁铁的两级，存在却无法接近。……就在此刻，我在心里默许了一个愿望。我想，如果我这次真能生下一个儿子，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下半生皈依了佛祖。
    秀珍生下儿子方丈后，却意外发现手骨患了囊肿。所有积蓄填了医药费，方泉已难以在俗世生活自处。成为乐众的他，从容地参与大大小小的佛事。宗教生活成为其日常。于是，他遇见了慧明师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小庵，成为了“山前寺”的当家——广净师父。
    世俗生活和出家生活在方泉身上痛苦地纠缠着，“我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动心呢，难道我愿意为了那个寺庙舍弃秀珍和孩子们？我用力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在心里用最恶毒的字眼反复地咒骂自己，我得让自己明白，一切都是虚妄，只有躺在我身边的秀珍，还有那三个孩子，才是我真正该拥有的一切。”但是，方泉的心思早已经不在于此，他试图回忆家庭的美好画面，却发现更在意山上遍野的杜鹃花，金碧辉煌的庙宇，满溢的赞扬声和虔诚的眼神，想象中身披法衣慈悲普渡众生的自己。终于，方泉成为了家庭生活的局外人。利弊难以道明，只希望方泉不要忘记破败的山前寺院里，桂花树下说笑念经的村中老太，“村里人家，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出门营生，都不会绕过寺庙，只要有事，都会去庙里问问师父”，与人的连接才是寺庙的日常生活。
    与无常共生，无常即是日常。作家双雪涛笔下的生活冷峻又充满诗意，人生的无常，在时光的流逝中生长为生命的一部分。让人惊艳的是，他没有放过生活中稍瞬即逝的光与幽，并让世界的某种本质在其中闪烁。
    《平原上的摩西》以干净、简洁、克制的笔调，大量的交叉闪回，不同人物的视角，环环相扣讲述了一个特有时代的日常图景。生活不知不觉被撕裂开，巨大的伤口深处，闪耀着幽微光芒，忽隐忽现，人性随时都可能火山爆发。
    作者在表现生活的从容中，抵达人性的内核，审视时代，构建生命。故事设置在九十年代的东北，那是属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大量生活被连根拔起，曾经无忧无虑的同路人，在九十年代被吹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各有归属，各自流浪。生活与国家时代紧紧勾连成大网，把这些无能为力的小生命过滤出局，这些构建时代的参与者，反而被抛弃了。故事大量地提到时间刻度（按文中出现顺序），真实又直观地让读者认可这个文学世界：1995年庄德增离职卷烟厂南下求机遇；1995年初冬，市里发生出租车命案；1995年12月24日晚十点半，警察蒋不凡遇难；1995年，7月12日小树打架，傅东心给李斐讲《出埃及记》；1995年，工厂崩溃李守廉下岗；千禧年前后的某个夏天，广场拆除伟人像，庄德增遇上出租车司机李守廉；2007年，庄树成为刑警，重查劫杀出租车司机案；1968年，李师傅救了傅东心的爸爸，庄德增把傅老师的同事打死了。1995年9月，李斐和庄树约好平安夜11点在东头高粱地，送他一片燃烧的圣诞树……
    捋顺所有的时间节点之后，作者笔下的日常线索给出了故事谜底。残酷的案件竟阴错阳差起缘于孩子之间的承诺：“小树在等我啊。”“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或许我们可以把故事开始裂变时间再往前推一些，1968年文化大革命，李师傅救了人，庄德增杀了人。傅东心对“恩人之女”李斐的关照和“仇人之子”庄树的淡漠，从中便可窥见其因。她看着儿子庄树的顽劣就想起文革的残酷暴力。“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冬心放不下的执念，遮蔽了庄树继承的是庄傅两脉血液的事实，“我爸常说我叛逆，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长大着的庄树决定做些对别人和自己有意义的事——成为一名警察。从警校毕业时，东心把庄树欺负李斐的踢球场景角色调转，把和解与信任作为一幅画送给了儿子。
    摩西分开红海前，接受神旨的犹豫和挣扎，就如同傅东心背负着“文革”遭遇的伤痛在时代中静默地生活，把所学所想教授李斐；如同庄树面对玩伴与责任，李斐面对爱人与亲人。他们都拼尽全力想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珍视有他们存在的生活，一旦心存信念作出决定，水面变成平原，万物都将让路。
    双雪涛寥寥数笔勾勒“日常生活”的画面感，真实得令人发指，让人扑通一下，跌入文学世界。“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我的朋友安德烈》）“喝过水之后，狱警们抽起烟，犯人们坐成一排相互轻声说着话，看着落日在眼前缓缓下沉，父亲后来对我说，有几个犯人真是目不转睛地在看。”（《大师》）“我家原先住在胡同里，一条直线下去，一间房子连着一间房子，有的房子门口有片空地，我家就是。奶奶刨开土，种了些大葱和黄瓜。有时吃饭吃到一半,我叫一声:奶,吃饭吃得不过瘾,没有葱。奶奶就站起身来，迈着小脚，走到院子拔一棵葱，洗净放在我面前，笑说：孙子，吃完还有。谁家有这葱？”（《无赖》） “那是一个五米高的人像，也许滑下来会死吧，可是当时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些，刘一朵抢先站在了他的肩膀上，向天空挥舞着风筝。我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样子。”（《跛人》）“冬天的时候！尿出的尿会马上结冰！村子周围有一条清澈的河! 村子里念书的孩子不多!可是他却学会了写诗!”（《长眠》）作者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人”，画面充实了，灵动起来。这些生活的画面不是空洞的、不知所谓的故事背景，而是人生活其间的日常场域，是寄托着信与诚的生命。
    双雪涛以充满活力的烟火气语言表现了对生活的洞察，精准地把握住人性在复杂世事中，瞬间裂变的幽与明，一念之差，人生便天翻地覆。他的叙事站在坚实的日常生活，文学想象美好得像一尾远走高飞的风筝，牵引其飞翔的线被他紧紧拽在手中。藏污纳垢的土壤滋养出蓬勃的生命力，通过作者的身驱，带着体温，顺着长长的线往上舒展，风筝招摇得没心没肺，生命能量席卷而来，势不可挡。
    一如安德烈强盛的生命力与蓬勃的气场，更在于安德烈对这个世界虚假的斥责令我们为之心动一样，双雪涛手中的风筝是通过安德烈们而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根。作者眼中的聪慧者或说精神狂人安德烈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了，可爱的真诚的安德烈，这个曾经说着“这件事就是我一个人干的，你诬赖别人干什么？”的正义者，已不愿面对现实，待在“此处甚好”精神病院。于是，颇领小说精髓的双雪涛，以日常生活的细节完成了他对高于生活的另一种“生活”的表现。
    “每个写作者不但创造着作品，也在创造自己。”一如日常生活平淡的生命体验在冯至的诗中，升华到万物共生的哲理高度。《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这样写到：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①《冯至代表作——十四行集》，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