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已写了数十万字的小说了。在我印象里，杨晓升首先是一个勤奋、优秀的主编，他主持《北京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些年，精心浇灌，保持住了两份刊物的质量、声誉，殊为不易，其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在里面。我也短期做过大型刊物的副主编，每期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眼胀身疲，那是我人生中一段并不轻松的日子。所以我对杨晓升的负担之重，感同身受。杨晓升给我另一个重要印象是，他是一位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当年对拜金潮的批判写起，一路写教育的、科技界的危机和问题，直写到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悲情，特色突出。我大概知道他也写小说，但没细读过，没想到他写了这么多，这出乎我的意料，引我好奇。
    杨晓升的几个大的中篇我都读了，短篇也读了大部分，自觉基本掌握了他的格调和思路。他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贴近生活，他的人物总是被置于两难的尴尬处境而无法自拔，他于是挖掘其中的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他选材的人民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关注当下，有充分的现实感；一是严格遵循生活内在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他能咀嚼出生活内里的酸甜苦辣的味，善解人意，所以我每每被打动。读他的小说容易诱发共鸣感，你在生活中遭逢的苦与乐，乃至进退维谷的窘境，会从记忆深处浮起来，形成交流，忍不住发一声长叹。
    《身不由己》便是一篇背景弘阔，充满荒诞和幽默，但又极为真实，颇有几分辛酸的作品。小说通过胡博士的经历，演绎了一个在茫茫现代大都会中，百无一用的书生的尴尬与无奈，颇有几分卡夫卡《城堡》中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况味。尤其是，作品揭示了乡土中国社会里“人情”与“面子”的不能承受之重。平时稳重儒雅的胡博士之所以“一切都乱了套”，疯狂打电话、垫钱送重礼、轮番请吃、四处拜乞，无奈中甚至印制假名片，当了一回“副总”，全因老父亲在家乡吹嘘他“名声很大、地位显赫”，而他隐藏的虚荣心，以及潜在的发财欲，也是暗中动力。着墨无多的社会油子高兴，那一副可憎多变的市侩嘴脸，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个荒诞剧不啻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但谁又能说，它不是随时上演的“常态”呢。
    杨晓升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善于透过外在事件，剥露裹藏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新旧观念冲突，直抵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弱点。《介入》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有分量、有深度的作品，也是集子里在艺术创造上最值得称道的一篇。主要人物郭秀英脱颖而出，小说也从事件为主上升为以人物为主。作品描绘了一向健壮的郭老汉，突患肝癌，急坏了“孝女”郭秀英，她干练、勤劳，身为长女，勇挑重担、抢救父亲。她认定，必须掩盖病情，不然病人会被吓死，只有隐瞒得密不透风，才是对父亲的爱。为此她煞费苦心、身心交瘁，把肝癌淡化、改写成肝囊肿。她固执地要求全家上下都服从她的爱——隐瞒。
    “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但又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处境的形容。所有的人既未介入，又都介入了，在介入与不介入的问题上层层递进。无论把“信封”迅速装入口袋的主治医师，还是“热情”的女财务科长，都实际介入了合谋欺骗一个老人的行动。当然，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医疗水平，患肝癌的郭老头似难逃一死，但他死得不明不白。他未能“介入”、“配合”他自己的治疗，在忐忑不安、将信将疑、惊惧交加中，受尽了罪，度完了残生。他是猜测到了真相的。这不是孝女因其“孝”而制造的悲剧吗？这不是一个“爱”的悲剧吗？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吗？小说对孝女郭秀英的刻画是相当有深度的，她既怀抱仁爱，在家中又跋扈、专制，她每天不但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身心俱疲，而且要把自己导演的戏维持下去，只能强颜欢笑，把沉重藏起来。
    在人口众多的城乡里，人口与资源呈剧烈反差，于是在看病、上学、住房、求职等问题上，不但一个车位难求，即是一张床位也要费尽心机。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使拉关系、送红包等问题成风，影响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面貌，并不是一句喝斥就能消除的。杨晓升的不少小说涉笔于此。他总能捕捉到时代、家庭、伦理冲突的敏感部位。这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素质，将之带入小说中来，并开采出丰富的戏剧性，显示了某种富于时代感的优势；而这恰恰是某些小说家所缺乏的。《红包》即是一篇令人发出苦涩的笑的作品。为了床位和手术成功，一次次送红包的情景就不说了。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两袖清风，医德高尚的宋大夫，与《介入》中那位“异化“了的、冷冰冰的孙大夫恰成鲜明对照。写贪财的医生毕竟容易些，要写一个清高自重的医生，却很难。小说写得真实可信。
    杨晓升终究还是一个偏重于故事性、且能充分施展故事性魅力的作家。峰回路转、惊愕、反常、突转，以曲尽人生的无常、多变、人情世态的炎凉，这些元素构成了他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以《天尽头》而论，构思奇特，折转的难度很大，他偏能开出一片天地。娇娇女刘晔遭遇车祸夭折，如五雷轰顶，轰倒了夫妻俩，每天以泪洗面，但事情似也可划上句号，还有多少戏可以延伸呢？想不到杨晓升居然把戏继续演了下来，写成了一个大中篇，这是本领。夫妻俩最后选择双双自杀，也许是生活中有过的实情，但显然过头了，且不尽合情，他们并不老，何至于此？这与作者选择封闭式的写作有关。
    作为一手写报告文学，一手写小说的双栖型作者，要让两者文风截然不同，是很难的。杨晓升的小说固然好看，但与他的报告文学放到一起，视角上的共同性便很明显。若以小说艺术来要求，我们也许会觉得，他写得有点外露、直白、意义明显，不太擅长与读者捉谜藏，不够含蓄。我们还会觉得，他过份依赖事件，总是从事件中引发矛盾，人物相对偏弱，被动地服务于故事过程及其意义。在语言上，我们或会觉得，生活化、个性化、陌生化还不够，看不到太多尖新的、俏皮的、鲜活的表述，用成语多。他习惯于用评述性话语代替小说化的状绘。总之，机位太正，变化较少，以理入文，切入点和视角较为单一，还不够泼辣、狂放，不够幽默，个性不够突出。叙述调子的变化也不多。这可能是我对杨晓升小说的不满足。但未免有些苛求，即使很成熟的小说家有时也难做到。
    放下我对小说性的偏执，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富于时代感和新鲜气息的，贴近老百姓生存的，酸甜苦辣齐备，令人感动的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