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终于落幕，但其引发的热议仍然在持续。这使人想起前年上演的另一部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两部电视连续剧都是根据当代经典文学作品改编，同时也都是西部乡土文学改编的电视剧。从文学上来看，两部作品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两座高峰。《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100本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而在近年来对大学生的多次读书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则总是名列第一。两部作品又都获得过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可以说，它们就是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但两部小说的影视改编却又总是不能令众人满意。相比1980年代对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和1990年代对《红高粱》《活着》《妻妾成群》等作品电影改编的巨大成功，《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两部小说的影视改编则表现得相对偏冷。一冷一热反应出很多问题，如影视改编和泛娱乐化的问题，如乡土叙事和都市叙事的冷热问题，还有西部乡土话题在政治上高热和影视上偏冷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审美需求与想象空间的屏蔽
    拿小说中人物形象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田小娥，可到了影视作品中，当无数个田小娥形象被固化为“张雨绮版田小娥”和“李沁版田小娥”时，所有观众的直观印象就会自然不自然地把田小娥形象放在张雨绮与李沁之间作比较、分高下。同样，白嘉轩也已不是白嘉轩本人，白嘉轩硬生生变成了张嘉译，因为张嘉译对于观众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能被观众认证为一种鲜明的“张嘉译特征”。从审美角度看，是白嘉轩在演张嘉译，而不是张嘉译在演白嘉轩。让张嘉译、何冰、秦海璐等演员靠实力演技去征服观众、拉扯剧情，固然能成就一部作品，但是它成就的却是另一部作品——影视作品，而不是小说作品。反倒是《平凡的世界》比较讨巧，演员阵容、名气和实力都并不强大，对小说作品的把握做到了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其播出后反而捧红了一些演员明星。
    荧屏是残忍的。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塑造和心理成长需要“自觉”，而影视作品则是“唤醒”。对于接受主体也一样，读者的思维、想象是被作者的笔触所牵引塑造，而观众的视觉却是被导演的镜头所拉动展开，思维和想象受到了直观局限。当读者身份转化为观众身份时，那种直逼眼睑的视觉场景和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瞬间就会中止我们的想象，屏蔽我们的审美。当然并不是说改编就一定会失败，但对阅读过小说作品的人来说，电视剧无疑是一次割裂。电视剧《白鹿原》便成了残缺的。
    泛娱乐化与文学性的失重
    时下，影视作品“泛娱乐化”倾向严重到了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讨好观众、“腐化”观众的地步。总是选美走秀、颜值担当、小鲜肉霸屏，总是多恋婚变案，总是绯闻打名气，甚至不惜用丑闻占据头条。已经远远超出了波兹曼批判的“娱乐致死”的极限。根本的问题在于轻视影视作品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功能，任其追求市场意义上的收视率和产业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中华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就是正能量，收视率和反响度并未见丝毫示弱，而且这些节目也不乏文学性、娱乐性。这是最厉害、最有实力的“叫板”！同样，电视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也是良心之作。我同意《白鹿原》电视剧编剧自称“文艺片”的说法，所以完全不可以用收视率、用热度去衡量其成功与否。
    西部乡土与现代都市的冷与热
    《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成为西部文学中的经典，成为西部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因为陈忠实和路遥有着浓烈的西部乡土情结和崇高的文学追求。他们所关切的是自己灵魂浸染过的乡村、土地、个人以及民族的命运，所以他们的文学之根也深深地扎在大地中和民族的文化中。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此外，上个世纪90年代的乡土叙事还是文学和影视的主流，但到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城乡结合的叙事和都市叙事慢慢变成了主流，而在追求视觉效应的影视媒介中，都市叙事早已成为主流。乡土叙事式微。近些年来，乡土题材的影视剧影响最大的也就赵本山的《刘老根》和《乡村爱情故事》，而它的火热还是依赖于强烈的娱乐化倾向。相比来讲，摒弃娱乐化，严肃讲述乡土命运的《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则遭遇了相对意义上的“冷淡”，与追求颜值、荷尔蒙的《欢乐颂2》等影视剧形成了反差。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影视艺术。这些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下的艺术生活，也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改编过去时代的经典，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时代，从而影响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如何重述西部，重述崇高。这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同时也是导演艺术家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