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是徐则臣小说里重要的地景之一，其中“京漂”故事且最早引发文学界关注。而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中，徐则臣还将视角凝聚于某些特定的“城市边缘者”身上，包括伪证制造者边红旗、周子平、姑夫、山羊堂哥、宁长安等，卖盗版光碟的敦煌，以及卖假古董的魏千万，他们有时是小说主角，有时则以配角形象烘托其他人物的北京生活。本文拟以徐则臣2004年至2011年间所发表、描写这群城市边缘人的作品为主，讨论“70后”创作者的都市想象与体验如何被呈现，徐则臣对人与城市的关系思考为何？而此类型小说与前代都市小说表现的内涵又有何差异？
    首先，徐则臣于《我们在北京相遇》等小说里，便藉由办假证者平日行走的路径，交代并且呈现了北京地景，边红旗靠近香山的蔬菜大棚居所，固然反映了外地民工生活的窘迫性；购物中心如燕莎友谊商场、寰宇新天地等，亦是发达伪证制造者出入的场所；然而小说中呈现最多的，还是人物在无数街道间行走的见闻，那些如城市牛皮癣般四处可见的广告，还有在小广告上的信笔涂鸦，意味着个人心情的变化与抒发，也展现了伪证制造者对于城市的观察、记录以及留下之痕迹。
    其次，“街道”作为家庭和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还体现了对都市异质性的揭露，亦即藉由伪证贩子与城市中人的互动关系，导出阶层性差异。例如小说中的边红旗自称“办假证的名声很臭”，连租屋入住时都不受房客欢迎。徐则臣特别着力书写的阶层歧视情况，尤在于“语言”问题，《我们在北京相遇》里的沙袖，一口东北话造成其与城市的隔阂，在书店里工作被批评、上市场买菜被提价。同样卖假货，《把脸拉下》里的“我”因为说着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便容易赢得信赖。还有《浮世绘》里所谓“没有儿化音，发音的时候舌尖的力量跟不上，那你离北京就远了”等认知，充满了对势利北京人的讽刺。
    “伪证/伪货贩售者”经由与在地人行为、语音与生活型态差异性的对照，在街道空间中组构成另类存在，其中个人属性的差异，与其说是被学历主义、性别主义等代换解读，不如说被“地域主义”的意识型态所笼罩：只要非生长于北京，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无法取得阶层排序的位移。
    于是在徐则臣北京系列小说里，人物们反复提出的问题便是：“这么苦，为什么还耗在这里？”北京仿佛身在最高处，站在这里便与世界发生了牵连，任何人似乎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居所。然而现实景况是，除了少数如《逆时针》里乡间父母培养出的段总，能在城市娶妻创业、站稳脚跟之外，大部分人“上城”后总难免产生误识的失落感。歌曲、画片中的“天安门”作为幻灭的场景，一再于北京系列小说中出现；蚂蚁、沙子般的存在，水溶入水里的恐惧则被反复提示，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处境，是面向大都会的杂沓现象而无所措手足，是在无可掌握的人海中被忽忽淹没。
    徐则臣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因应生活的方式是“有人靠便好”，《三人行》里的佳丽17岁上北京，靠的是办假证的前男友，至于王安忆《长恨歌》里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来到北京竟摇身一变成为《浮世绘》里寻根的“格格”王绮瑶，假证贩子宁长安的出现让她兴起大海一样的北京城有人靠便好的感慨，“靠”与“不靠”的算计间，步步有沉沦的惊险。然而“靠”是依赖，“不靠”却何曾是独立？王绮瑶最后离开每个靠过的男人、离开格格的空中楼阁，逐步走向奢华生活的想象性前景，究竟是自立更生抑或是认清现实的自弃？
    在飘荡生活里，假证贩子文哥感叹北京无人情味，一屋子陌生人，在乡下端碗饭倒能吃半个村。周子平在圆明园的夜游里则兴起空虚与倦怠，唯于吃麻辣烫的寻常生活里，才能寻得一点生存的实在感受。至于出书被恶搞的小说家穆鱼，则不免怀疑，“现在留在北京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朝圣还是一个仪式？或者仅仅是一个蒙骗自己的形式和借口？”徐则臣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漂移与想象，留在北京的理由多半都成了不得不，其中不乏后悔者，也不乏自省者。
    王城难道容不下实现憧憬的外来者吗？在徐则臣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成功故事恰恰都是勉强的。身为盲流京漂，经历过被警察追捕、被收取保护费、被前女友抛弃过程，终于与北京姑娘闻敬相识相爱的陈子午，在结婚当日竟阴错阳差，因最后一桩假证买卖而被杀害，这是功败垂成的京漂故事。本为办假证而无意间见识到另类社会的王绮瑶，固然惊叹于宁长安、罗河等办假证者的风光生活，然而她也看到街上更多的是“脸上只有最朴素的干涩的交易的欲望”之假证贩子，成功的京漂利用更底层的京漂，上游、下游假证贩子终不免于被捕被查办，这便是属于假证贩子们的“浮世绘”。
    讨论现代城乡的迁移问题时，一个最直接的提问是，由乡往城的迁移是否为现代化社会移动的单向路径？城市如果是牺牲人类良善质量的地方，则为何外来者依旧趋之若鹜？徐则臣屡次安排其小说人物写诗，边红旗、班小号的诗人身份，表征了对于北京的诸种浪漫情怀，然而城市却不予其发展想象的空间。作为北京生活最贴切的隐喻无疑非诗，而是沙尘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漫天尘霾，到了2017年的《王城如海》更是漫篇飞扬，遮掩住北京的正是这些生命如谜、存在如尘的雾霾。
    虽则“哪里黄土不埋人”的论调在小说里反复出现，然而徐则臣的每篇小说背后，其实都隐然有故乡的牵系，被捕系狱的边红旗，最终挺身相救者并非北京女孩沈丹，而是连夜上城的边嫂。《伪证制造者》里浪荡四方的姑夫，最后得以重振雄风的决定性因素，竟还是乡下儿子考上大学的争气表现。家乡的诸种牵绊，尚且表现在《天上人间》里周子平三十而立、情感无着的思归之心，《我们在北京相遇》里沙袖在香野地充实自在的生活、一明受挫回到香野地而得的转圜、“我”返乡接受父母安排相亲与工作的定锚等等，甚至《三人行》里一心想接父母上城的佳丽，最终仍选择当“孝顺的穷人”回乡照顾父母。边嫂、姑母，以及无数家乡亲人的温情召唤无所不在，即连《王城如海》里的告密往事，也反向验证了故乡的永矢弗谖。“乡”之牵绊存在于各阶层人物的生命经验里，可见由乡往城的迁移虽是物理上的单向路径，却分明是灵魂里永远拔河的双向拉扯。此种乡与城的连结虽然虚幻，然而在小说世界里，似乎只有如此感伤但或许有效的情节安排，才能为人物找到与生活的平衡关系。
    然则“乡”的存在只能是想象的慰藉吗？从徐则臣小说的边缘人物里，我们其实见证了另一种“乡”的美质与积极功能。《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骗术无所不在，敦煌被持假证的伪警察反诓、西装男则偷自行车转手卖他，作为伪证制造者与盗版光碟贩卖者，敦煌自身亦是骗局的一部分。惟江湖道义仍存在于伪证圈中，《天上人间》里的周子平期许表弟是仗义的人，对子午的种种照看亦是无微不至。而即使毫无亲属关系者，假证贩子保定为敦煌担下重罪，出狱后的敦煌则拳拳致力于挣钱赎保定，他且为七宝奔走、为旷山顶罪。这群城市边缘的伪证/伪货贩售者，在挣生活前提下，虽然体认到都会情感的短暂与暂时性，然而佳丽与康博斯、敦煌与夏小容及七宝、姑夫与路玉离之间种种相互取暖的情感生活，也见证了“假”中的真情。在疏离冷漠的都会人际关系映照里，他们自成一互动圈，城市并未成为牺牲个人良善质量的场所，伪证/伪货贩售者藉由“假”的群聚，反而指认出了彼此间的情义与真情。
    由此我们思考伪证/伪货贩售者与城市的关系，恰恰是建立在“伪”的行为与误识上：外来者以满是憧憬的“视线之伪”注目着城市、以办假证的“行为之伪”存活于城市，然而他们诓骗生活，最终却也被生活所诓骗；当北京剥落了“王城之伪”的幻象时，徐则臣也透过文字揭露了生活的伪饰性。幸而在此伪证/伪货贩售者的互动圈里，除了生活的控诉之外，尚得见因同病相怜所形成的情感网络与道义关系。
    徐则臣的京漂小人物系列因此展现了“70后”作家对于都市的另类体验与创造，也彰显了北京在摩登都市之外，作为“问题”都市的另一面向。伪证/伪货贩售者楔入深不可测的都市底层，他们的感受成为现代都市经验的本质之一，然而这些外来者所挟带的地域特性、生活型态与人格特质，却始终被在地阶层所忽略。幸好有徐则臣的小说带领读者离开日常，以另一种眼光注视城市中那些被排除、被隐匿与被矫正的阶层，这种逸出“我”的世界与他者相遇的发现，揭开了都市生活的表面，也彰显出更多异质他者的存在。
    小说里的伪证/伪货贩售者在流向都市的同时，固然被淹没于如海之王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正是这些挣扎于都市洪流里的敦煌、班小号、姑夫、魏千万与王绮瑶等，让我们看到外来者坚韧的生命力展现。相较于都市小说素来所展现的炫目、颓靡与浮华，徐则臣笔下的伪证/伪货贩售者，凸显出“假”的背面尚有生机勃勃的本色，这是为都市创造活力与张力的根本，也成为组构王城图景的重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