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的事物引导我们”。《光禄坊三号》与作者上一部长篇《一九七九年纪事》（刊载于《收获》）相仿，透着一种悬疑感。这种类型化的文本，往往会将人物引至封闭空间，如密室、火车、轮船，抑或一座孤岛。不同在于，其他作者更注重的是在或长或短的博弈之后亮出谜底：谁是凶手，谁是肇事者，因由何在，手段如何。陈永和笔下的光禄坊三号是一个敞开的所在，《光禄坊三号》中也没有如此这般的“凶手”，甚至没有谜底，或者说谜底就折叠并展开于层层叙述本身。
    这部小说的故事可以粗略概括为：死亡，及其所创造的。男主人公沈一义共立有三份遗嘱，公证后交由律师钟正明执行。出乎意料的是第二份遗嘱：请求妻子陈冬梅跟前妻林芬住进光禄坊三号宅院，并邀请龚心吕女士跟娄开放女士同住。宣读第三份遗嘱的条件是四人共同住进此宅院一年。
    摆在四位女性面前的是同一问题：住不住进光禄坊？
    起初，儿子沈卓反对搬进去住，而身为前妻的林芬想到，冬梅、娄开放、龚心吕和自己都一样，“身体中间都有沈一义剩下来。”所以她觉得，“让剩下的沈一义分散到各处不如让他们集中起来的好。”于情如此，至于理智，为母者也要为儿子“占着他应有的那一份子”。
    这样的想法未必能一一对应于另外三方。不过，近似的是所折射出的心理：情感的维系，财富的承继，可能还有对人生神秘性的好奇。娄开放心想“天底下哪有这么荒唐的遗嘱”，旁人可能也会这么想，这确乎在真实世界中不易达成，甚或千难万难。而小说正是在这种“荒唐”中实现自身的升腾，令笔下人物和现实读者暂且一同进入一种情境。我视之为一种乌托邦。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但也基本符合其意旨，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我们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不仅仅是愿望的投入）都看做是乌托邦，这些思想无论如何具有改变现存历史——社会秩序的作用。”在此乌托邦中，情感因素、爱的因素以及审美因素相互勾连，形成了特殊而可信的样貌，超越环境而又考验人们对情感、伦理以及社会的既有认知。这也正是我欣赏《光禄坊三号》的一大缘由：它于一种世俗、一种短暂之中达成，依赖于条件，却又确乎是种种情之所至。
    “其实每个人身体都有一座看不见的坟墓，埋葬着被我们卸掉的记忆。”作者以光禄坊召唤自己的人物与故事。较为久远的历史、刚刚逝去的过往和当下的现实，一并袭来。
    这个有限的乌托邦，明确时间是一年（或可延续），人物是妻子及儿女（冬梅、沈芯、沈申），前妻及儿子（林芬、沈卓），记者和他的爱慕者（娄开放），或是少年时期的恋人（龚心吕）……此外围绕着光禄坊还有下属张竞、律师钟正明、曼丽姨婆，以及神婆与和尚等，面目较为复杂，涵盖几代人。
    死亡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它是一种“祛魅”，是意识的终止，肉身的消失，是时间的突然断裂。它令人类的自负、自私、自利刹那间变得虚空，名位、财富以及权力亦被抽空、悬起，继而坠落，但错误、遗憾甚至罪恶并未随之而去。即便在（不久的）将来，随着AI等科技的发展会实现“永生”，那也是伴随着巨大的流逝与缺失的，依然是一种有限的延续。
    正是在此意义上，死亡赋有终极性、绝对性，会带来真实，残酷的真实，会解开疑团，同时催生新的真实、新的疑惑。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回到自己，也可能伴随人与人以及世界的更多理解，或和解。《光禄坊三号》触及了这种祛魅，同时又是在现实之根基上的一跃。因了一个人的离去，与之相关的或远或近的每个人都重新走了一遍人生路。如若考虑到这部小说和几部经典小说隐约的呼应关系，还可以说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一同重新历经爱与死。
    其间极其重要的是隐含了几种“情感教育”，爱的教育。
    “她有了一个小小的奢望，把光禄坊三号宅院里的人都请来，为什么不一起为沈一义做个热热闹闹的七呢？至少娄开放、龚心吕，最好沈芯、沈申也在，他们可是沈卓的弟妹呀，甚至冬梅在也行。”前妻林芬决意搬家，并有所奢望，虽不无波折，但最后她都做到了，体体面面安安心心地“把沈一义送走了”，这自是少不了大家的合力，“死生亦大矣”，一种生命的敬畏与仪式感。
    “他要把父亲的女人抢过来，连心连身体，以示自己击败父亲”。沈卓对娄开放的爱意里夹缠了显豁的弑父意识，而在父亲弥留之际他连接“十二道金牌”才姗姗而至，他对父亲是拒绝的。娄开放说“你不学会爱你父亲你以后就不会爱一个女人”，他反问“爱需要学习吗”，她回以“当然”。这三个人之间所蕴含的父子情、男女情，可以说是小说之乌托邦的一个重头戏，都在从头思考何为相遇，何为相知，何为生命的延续与竞技，最通达的是沈一义，前后思想变化最大的是沈卓，同时又均指向娄开放，小说结尾对两个年轻人的情感处理得节制而敞开。
    钟律师四十六岁了还是独身，他痴迷于旗袍，喜欢从身材到气质都适合穿旗袍的女子，而冬梅正是理想人选，但一念及她是恩师沈一义的女人，且也算是客户，便又止乎礼，而彼此的好感在不断交汇。
    在光禄坊三号的一面墙壁里，发现了一张画像，“娄开放说眼睛像林芬，冬梅说额头像龚心吕，林芬说嘴巴像冬梅，龚心吕说鼻子像娄开放，整个脸型像沈一义母亲，但气质整体感觉又像她奶奶”。画像的到来，以及这种接龙一样的言说，一方面表明四个女人之间理解的深入，一番辗转，她们终于有了“共同的秘密”，情愫与信赖进一步被夯实；一方面表明，画中神秘女子涵括而又超出了这几个人，代表了一种更普遍的女性美。
    这些情感的交叠、融汇、升华，仰仗于这些女性的用心修为，也呈现出一个较具整体感的沈一义，这也正是小说珍贵之处：注目于自我的教养，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发现、辩证和接纳。
    于此过程中，作者有意在彰显一种理想人格，甚至理想人生。小说中如此说道，“她们是千里迢迢来这里找绅士的”，希冀的是灵魂的此刻与久长。沈卓曾留学英国，龚心吕有英国护照，太多人与英国有关联，这些想必不是偶然的设定。还写到威尔逊关于泰坦尼克号一书中对绅士的定义：虔诚，讲真话，道德服从，乐于助人，敢于自我牺牲。娄开放在网上看到有人攻击杨振宁和翁帆，写了一文，劈头便问，当今中国好男人到哪里去了？继而以自己的情感经历展开言说，为什么不能爱一个比自己大几十岁的男人？“他不是老人，他是绅士，一个智慧男人。绅士不是一个孤立无助的字眼，他是一条从无数蜿蜒上流汇聚成的，朝着大海奔腾而去的江河，多少代人的倾注和汇聚。”
    沈一义仿佛就是绅士与精神的化身。“天上的光留在他眼睛里了”，某种意义上，这光在，他便“还活着”。这光，或许就是一种理想人格，代表了这个有限乌托邦的亮度。随着小说的发展，这光慢慢进入了几位女性与年轻一辈的眼中。大家彼此辉映。（小说里还涉及早些时候的风仪，如《花样年华》，如徐志摩，韵味也是与绅士精神相通的。）
    小说尾声，宴会之上，娄开放说自己不想离开光禄坊了，并想以“女院”为名写一篇文章，女院中各种各样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住在一起，把男人都赶出去，至于男人怎么办，走婚。这还得到了龚心吕等人半开玩笑的附和。
    临了，干杯，说祝词。张竞说繁荣，钟正明说和谐，娄开放说清风不断，林芬说细水长流，冬梅说天上地下同庆，龚心吕说饮水思源……此情此景，有几分“大观园”里会聚时的姿意与胜景。当然，祝词永远是祝词，不会直接兑现为事实，不过这不妨碍它和“女院”构想一同将乌托邦推向高潮。最后老和尚所言“妄中知妄即非妄”，则提供了一种反思与沉潜。
    历经十数万字的纸上之旅，读者期待一睹神秘的第三份遗嘱的真面目，而小说在它即将揭晓之际戛然而止。令人想起特里·伊格尔顿曾说，“没人知道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结尾处米莉·西奥尔在给莫顿·丹歇尔的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因为秘密揭开之前它就被另外一个人物烧掉了。不妨说，就连亨利·詹姆斯本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作者在文本中“已然写下”，或者那种“未写之写”已汇入了读者的想象。
    沈一义究竟死与未死抑或化身高僧，光禄坊三号具体还有多少历史的褶皱，老一辈人的苦难又是哪般，这些都很重要，但这部长篇的魅力更多在于生命之为生命，生活之为生活，以及爱与情感乌托邦的闪耀。读罢掩卷，觉得故事核儿实在好，理应可以写成一部更结实也更出色的作品，但遗憾的是文本较早停下了登攀的步伐。
    因为娄开放与沈一义的关系非同一般，她和沈卓是否可以走到一起，大家莫衷一是，这时“死者”沈一义给林芬发来短信，“芬，开放是个干净的孩子。”类似决定性的短息出现过几次。整体上，小说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叙事（略有限制，并非全知全能），事实上，还隐藏着一个视角，这便是不期而至的短信（指向死者之存在，或一种更超然的力量）。这样，小说便有了微妙的双重视角，两者有明有暗，分工而又协作，于寻常中见奇异，构成了这部长篇的一个特色。
    不过，有个漏洞也出在这里，沈一义死时，他的手机最后由谁见证、保管，机身以及芯片如何处理，这些均付之阙如。即便不以悬疑推理等类型小说的明察秋毫、滴水不漏来要求，这也是一个关键细节，是行文要点，小说家可以“滑翔”，但连交代也不交代，在叙事上便矮了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只是借了一个类型化小说的壳，以增加可读性和魅惑力，骨子里则还是想写一个逃脱此种限制的文本。这种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似与不似，是手筋，却也显得犹疑，借鉴了推理悬疑的架构，却并未谨遵其规则，虽说逸生新枝，引向一个乌托邦的，却也露出一些破绽。
    “林芬就生成了个能看到灰尘的眼睛”。她不断洗衣服，不断打扫厅室，这样的描写具具体体的，我以为亦可视为一种隐喻，小说中也需要那种能看到灰尘与光的眼睛。而作者恰恰是着力于书写光与爱的。而在更广阔的层面，这部小说缺乏更丰饶跃动的“灰尘”，也缺乏更宏阔有力的“打扫”，少了世事扰攘中的切肤之痛，文本的力量便也相对弱了。主要人物沈一义的形象主要是由别人编织而成，从妻子、前妻、早年恋人到事业有成时的仰慕者，从下属、律师到神婆，他的形象经由他们不断清朗明确，但对于一个大企业家而言，仅仅是一些雷同的高大上的美好叠加远远不够（无论作者是否为了树立一个绅士形象）。事实上，理想人格未必不可以包含缺点、错误或负面的因素，换而言之，人性的幽微与光色需要考验，乌托邦的建立也需要对抗性的力量，如此才会更具质感也更为可信。
    作者未必没有想到这一点，譬如文本中写到因为政治因素，龚家“文革”开始后不得不迁出光禄坊，龚心吕与沈一义就此分开，而最后是资本的力量使得光禄坊重新回到龚心吕（和几个女子）的手中。这些遥远而切近的历史蕴含伤痛与吊诡。不过，可能由于作者过于强调主要人物以及主体故事的光色，这些幽暗的能量只是以背景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力度，一个太完美的人物反而有些失了真。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缺乏自身的生长，太受制于遗嘱的规约与调遣，笔墨也较为平均，几个人物都有些亮色却并无殊异鲜活者。有的几乎自出场之始到结尾，均无甚饱满的变化，典型如林芬，一直就是对沈一义“恨不起来”，莫名依赖，维护。至于神婆的设定与出场，则形式大于主旨，看似有助于故事却又游离于故事。至于对旗袍痴和阳痿者的书写，是有意味的尝试，不过这两个颇为吃重的角色看上去并不很真切，缺乏自足性和灵动性。因了人物之故，叙事的整体推进便也少了饶有意趣的冲突，承转不够自然跌宕。
    D.H.劳伦斯在《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写道，他反对那些“把拇指浸到锅里”的作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这个意思是，“小说是多重力量的平衡，除去其他因素，自有一个神秘、不受他人控制的生命，作者不该打破这个微妙的平衡，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图。”对于有志的创作者，这是值得思忖的警示。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叙事过程中的议论问题。现代以来的小说议论减少，但也不是不可以，关键还是取决于议论的品性与深度。这部长篇中，作者总是试图掌控局面，议论便不时杀将出来。如果说开篇的大段议论性文字还有一种统摄与介绍之功效，接下来则有太多议论值得商榷。
    搬家的日子阴差阳错撞在了同一天，本来领先的龚心吕（和林芬）给了司机钱，故意拖后抵达。冬梅非常吃惊，林芬怎么会这么做？
    “‘她理解你想第一个搬进去的心情呀’。龚心吕说。冬梅嗯了一声，什么也没再说，但心里，倒着实咯噔了一下。”在此收束刚刚好，再多言便过犹不及，而作者偏偏聪明地补了一句：“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困。世界上有些事情的确连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也无法预料的。”这话看似清通，实为陈言套话，不说还好，一说反倒显得作者对读者不够信任，也无形中窄化了自己文本的意蕴。
    “凭什么沈一义冒那么大的风险把她拉进这个宅院？而她，又凭什么住进来了呢？……她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沈一义爱自己的表示。”这尚可划入心理揣度，而底下的话则多余：“这一代女人没那么浪漫，换一句话，没有那么傻瓜。再说，哪有这样的男人，活着不爱，到死后才爱。在爱上，男人比女人要现实得多。男人的爱是要兑现的，像银行支票一样，要期限兑现。”——抱歉引述略多，如你在阅读小说时更会觉得这些话画蛇添足，不仅因为它近乎心灵鸡汤，还在于它打断正常叙事，干扰了小说所营造的悬念感和神秘性，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亦无助益。
    回到开篇所引小说语句，“未知的事物引导我们”。陈永和无意于写一部纯粹的悬疑小说，她有着隐秘的哲思与抱负。本可以有更好的生发，不过叙事失于清晰、轻易，这无关于沈一义的死生，也无关于潜在的乌托邦旨趣，而在于难题大都迎刃而解，人物大都有了趋于完美的终局。一部作品写得太满，便难免损害内在的张力与弦外之音。作者深晓“未知”之妙，然未能通透秉持，使得这一原本就短暂建成的乌托邦缺乏了在时空中运行所必须的博厚与动能，而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现实从未减缓其浩荡与凶猛。
    【刊载于2017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卷）】
    2017《收获》长篇专号（春卷）梗概
    光禄坊三号 ∕ 陈永和
    福州有个富翁，生前立下三份遗嘱，第一份是说自己的骨灰入土时必须大儿子到场，第二份遗嘱是跟他有关的四个女人必须都住到三坊七巷的一个宅院里去，住满一年然后宣读第三份遗嘱。四个女人一个是他的遗孀，一个是前妻，一个是青梅竹马时期的恋人，还有一个是崇拜他的年轻女人，这四个人，除了遗孀，每个人都早有自己的生活，突然接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匪夷所思，虽然都跟富翁或多或少有关系，但是要她们住到一起，怎么也想不出其中的奥妙，但是就像作品里讲的，“凡有开始，都会带来一个结局”，四个人竟然各怀心思地住进了那个宅院里去了，开始了一段奇怪又奇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