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时是十分重要的材料，有汪先生本人之言，可以增加说服力。可惜的是，方星霞好像未留意到，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分析汪曾祺小说的人文精神、叙事魅力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是本书的重点，也是方星霞学术造诣的体现所在。应该说，目前对汪曾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语言特色、叙述视角、文体风格、人物研究等方面。本书在这些方面自然也有精深的分析，且有不少观点值得注意。在对汪曾祺人文精神的探索、奠定、巩固等三个阶段的细致分析，对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深入解剖和归纳等，都展示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素养和精细的文本分析能力。
    自然，本书对汪曾祺作品的分析，也偏重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其实汪曾祺早年的作品在京派这个背景下，也很值得分析。早在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一节中就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有过论述。虽然方星霞对汪曾祺40年代的作品有所涉及（顺带说一句，汪曾祺的《邂逅集》出版于1949年4月。而在本书中，有的地方写成1947年，有些地方又写成1949年），但如果作者能对汪曾祺早期作品的京味儿做较为详细深入的分析，本书就更完善了。
    在谈到汪曾祺对京派的超越时，作者还深入到文学史的发展中，探究京派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形式转化，以致最终消失的。作者通过梳理，对汪曾祺新时期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似有商榷的余地，但这本《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在汪曾祺的研究以及京派文学研究中，是值得注意的，并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新疆伊犁州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