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渊明的作品中，《闲情赋》是色彩艳丽而且有点怪异的一篇，鲁迅先生将它的主题归结为“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集外集·选本》）。他又说：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称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皆可见鲁迅对这篇《闲情赋》的高度关注。
    用来表现“拒以圣道”这层意思的就是标题里的那个“闲”字，“闲”字在这里不是闲情逸致之闲（这一义项古人写成“閒”），而是闲正、防闲之闲。陶渊明在赋前有小序道：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定情”、“静情”、“闲情”大抵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把“情”或曰“流宕之邪心”给压下去，使之归于安定、平静、闲正。由张衡开创的这种先情后理、归结为自我压抑的作赋模式后来一度颇为流行，写法也大体有固定的框架套路，总是先来一大通“胡思乱想”，然后举起儒家伦理道德的大棒子、铁扫帚，把那些无法无天的坏思想打得落花流水，一扫而空。
    陶渊明的“胡思乱想”是一口气提出了十种愿望，以及接踵而至的忧虑。其前面的一大半不胜向往地道：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
    总之很想始终不离对象的玉体，可惜即使能求而得之，也为时甚短，很快就分开甚至被抛弃了。关于单恋的痛苦，赋中亦有精彩的表达：
    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
    丧魂失魄，走投无路。耿耿不寐，众念徘徊。形容得如此生动透彻，看来陶渊明本人是有过这方面感情体验的。
    关于陶渊明的恋爱和婚姻现在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第一任夫人英年早逝，后来再娶翟氏；前后一共生过五个儿子。借《闲情赋》人们不妨设想，他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爱情。
    凡“定情”、“静情”一类作品，用来镇静自己的武器往往是儒家的圣道，陶渊明未能免俗，也只能如此这般，但他相对平和，没有动用什么大理论，只借用了《诗经》中的作品来说话。《闲情赋》最后写道：
    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所谓“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是否定郑声，回归雅正。《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云：
    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汝偕臧。
    此诗大约是写小伙子在野地里偶然碰到一位漂亮姑娘，天上掉下来的一场欢会让他大为兴奋，于是放声歌唱。用正统的道德观念看去，这种喜出望外是很不严肃很不正经，应予批评责备（“尤”）的。正当的诗是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里，那里的作品才是“正始之音，王化之基”（《毛诗大序》）。陶渊明用这种比较风雅的诗教方式，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胡思乱想。
    《闲情赋》里提到“尤《蔓草》之为会”针对性很强。据该赋前文的描写，抒情主人公同那美人的相见也是出于偶然，古代青年男女交往的机会甚少，遂多一见钟情式的感情。
    关于《闲情赋》的传统阐释约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里藏有寄托，另一派认为即指情爱，但很不赞成，最早为陶渊明编集子的萧统在《陶渊明文集序》中写道：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萧统认为原作结尾部分的“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分量太不足了，起不到讽谏的作用。他很为陶渊明出此下作而深感可惜。
    在萧统的时代，抒写爱情乃至艳情的诗歌辞赋多不胜数，但萧统认为别人可以这么写，陶渊明却绝不应该写这种题材。他对陶渊明太佩服了，遂不免苛求。人们习惯于将他们佩服推崇的人物举上神坛，顶礼膜拜，如果稍一发现其人略有瑕疵，便大惊小怪，以为与其神性不合——其实那也未必就是什么瑕疵。
    中国古代评论家注释家关于爱情诗的处理办法也正有这么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所谓比兴寄托将它们解释为有某种政治上的讽刺，包含了种种微言大义；一种是承认其为爱情诗而嗤之以鼻。
    陶渊明有权谈恋爱，写恋爱。他的《闲情赋》末段终归于闲正，无非是向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妥协，而作者和读者深感兴趣的，恐怕都在于赋之中段的大放厥词，在那十个愿望以及其后的描写。张衡、蔡邕及其稍后一批作家的同类辞赋，情形也大体是如此。
    现在有些所谓反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把贪官污吏如何弄钱玩女人写得活灵活现，生动来劲，而到结尾虽然也归于闲正，把这些腐败分子都抓了起来，却比较简单苍白，无甚可看。总之是渲染诱惑更强于警示告诫，颇令人疑心作者的兴趣究竟在哪里。这才真的是“无是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