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 作者：夏可君 上河卓远/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11
    如果还像中国过去的文士，仅仅把《庄子》当做遭逢困厄时的心灵甘露，显而易见，在当下远远不够，也将泯灭这一伟大文本的潜能。
    一
    20世纪社会动荡不休，它历经无数变革和革命。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等人类浩劫，铭刻在记忆里，始终如幽灵般纠缠着我们。即便新世纪已降临，但依旧有理由说，我们仍属于上世纪灾变创伤的后代。
    今天，在这个“混杂现代性”社会，我们的问题依旧是，如何应对灾变？如何在灾变里成长？去阅读经典，汲取经典的智慧乳汁，或许会让人走出迷雾。
    经典必然是艾柯所说的“开放的作品”，阅读永远无法穷尽其含义。相反，随着阅读的深入，将不断揭开新的含蕴。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为什么读经典》中文版第5页，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
    毫无疑问，《庄子》就是这样的经典，它产生于一个灾变的时代，陪伴启迪了一代代敏感或坚强的中国文人，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埋藏在国人记忆深处。
    如果还像中国过去的文士，仅仅把《庄子》当做遭逢困厄时的心灵甘露，显而易见，在当下远远不够，也将泯灭这一伟大文本的潜能。
    夏可君试图把《庄子》置放于当代思想场域里，与西方思想，尤其是法国的解构哲学对话。他认为庄子哲学将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走向未来的通道，用庄子的无用解释学，去转化西方思想。庄子哲学和西方思想之间应无穷的转换，而新的当代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里生成。
    《庖丁解牛》是夏可君从《庄子》里选取的一个切片。他将对《庖丁解牛》进行一次“庖丁解牛”式的解读和书写。
    二
    不论是因“三生万物”，还是受书法笔法中“一波三折”的启发，夏可君对“三”似乎有种迷恋。他在世界万物中常发现三重结构，他对文本的书写也是三次展开。
    夏可君认为，《庄子》是由重言-寓言-卮言书写结构起来的文本，我们解读时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也就是对《庄子》进行“三言”式解读。
    重言-寓言-卮言，三者交织穿插在文本中。重言，是对已有的历史故事（实）的改写，寓言是借助动物言说，卮言是以奇幻怪异之物言说不可能和难以想象之事，这种述说远处于日常经验之外。卮言尤其重要，它“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和人类的场域，而是一个不可见的、属于未来、有待发现的、虚空的场域”。（见书第198页）
    为了便于描述，夏可君将世界放在器物、身体、自然三个层面中揭示，但他始终强调世界根本地属于“器物-身体-自然”的总体。一切事物也是在这个总体框架里感发互动。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这三重物性一开始就紧密关联，而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割裂了事物的整全，也将思想逼迫到绝境。现代性的后果，要求我们重新去面对“器物-身体-自然”三重物性的整合和转换。
    《庖丁解牛》的奇异之处在于，庄子设置了一个哲学对话的场景。庖丁对牛的屠宰，由娴熟的技术走向自然，走向道的游戏：牛骨架横生的狭隘空间，变成屠刀嬉戏舞蹈的广阔天地。血腥屠戮竟然蕴意着养生之道，牺牲也寓意着人文教化。《庖丁解牛》的牺牲献祭并未走向悲剧式的崇高，相反却走向自然的虚化和无用。
    这里以《庖丁解牛》的“刀”为例，来重述一下夏可君的现象学解读及三重书写。
    在器物层面，刀有三个层面：1.它是宰杀动物的工具（器具）；2.刀在宰杀牛的过程里，带来舞蹈和音乐（艺术品）；3.刀宰杀完牛后，像贵重物品一样，将它珍藏起来（礼物）。
    在身体层面，刀也有三种面向：1.最开始，庖丁运刀屠牛，讲究身体的配合和协调；2.当庖丁技术娴熟到一定程度，身体不再紧张，只要集中意念调节意念就能使刀灵活自如；3.庖丁的刀，经过不断锤炼后，他的屠牛过程也是身体的放松和打通，包藏着天理的运行。
    在自然层面，刀仍可以打开三种面向：1.庖丁的屠牛，刀和牛合为一体，不再是两者的对立；2.刀牛合体后，生命和非生命合一，打开一个巨大的运行空间3.屠牛完毕后，刀和牛都归为自然性的元素而解散。
    夏可君认为在《庖丁解牛》中，不仅作为器物的“刀”，作为身体的屠夫“庖丁”，以及作为自然中的动物“牛”分别能展开九个层面。这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三
    阅读就是在和哲学家的著作建立发展亲密的关系，亲密到能拌嘴而不分离的程度。夏可君在解读庄子之前，就已经在和欧陆哲学争吵。他既不会完全舍弃中国的经典，也不会全盘接受西方思潮，他总是在二者间穿插对话。这种对话的口吻，既非完全借助中国圣人，也不过分依赖西方哲人。
    他的《庖丁解牛》正是多种思潮视域融合下的产物，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打开新场域。新场域里引经据典之余，他个人的声音总是清晰地传达出来。
    判断一种哲学的价值，在于能否持续启发他人提取创造新概念。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会赋予经典文本新的解读形式，他会发明新的中心概念来穿透经典文本。夏可君正是在《庄子》中提炼出“余”的概念。他利用“余”去重新书写中西经典，也在经典中打开余地。照巴特的说法，思想就发生在读写之间。
    夏可君处处设问，像查岗森严的士兵。由此《庖丁解牛》短短数百字的文本，他却看到无尽的空隙。剥离，拆卸，释放文本的某些力量，将可思的和不可思的都置于一个德勒兹所谓的“内在性平面”，夏可君对《庖丁解牛》的解读正是如此。哲学“要在同艺术共鸣并介入艺术的情况下去创造思想”，“在这种方式下，艺术和思想都保持鲜活，且能发现彼此的共鸣。”（转引自《德勒兹眼中的艺术》中译本第6页，重庆大学出版社）夏可君总是借助当代艺术，尤其是利用水墨和书法时推进自己的哲学思索。
    他重新读写《庖丁解牛》，是为了思索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途径。夏可君的期待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系统里，个体可以寻找到缝隙和余地，游戏其间，像庖丁的屠刀一样游刃有余而不受折损。 此外，他认为一方面要带来改变，甚至汲取革命的能量，但又因为革命带来血腥和伤害，并且未能持久，就耗尽能量，是20世纪的重大教训。因此，他从水墨艺术的潜移默化自然生成，结合《庖丁解牛》的逆转，认为革命要走向“革命的默化”，再到“默化的革命”。既保持改变的活力，又不带来重大灾变。
    可是，在这个生命政治的时代，这种思路的有效性依旧悬而未决，难以保证。
    谈论夏可君是困难的，他的驳杂，他的纯粹，他深厚的德法哲学功力，他对中国儒道经典的洞见，他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倾慕，他积极推介当代艺术……谈论他的作品，总是令人产生巨大的挫败感，也许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勉为其难，因为找到和他的风格匹配的语言是如此困难。
    最后，让我们以这本书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瑕疵来结束吧。作者在引用波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的》中译本时，将译者车槿山误作“顾家琛”，而译林出版社在南京，不在上海（见本书第87页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