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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的写作承接的不是不断强化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源自《风雅颂》的更加古老的传统。他企图从甚嚣尘上的市声中回退到一种无邪的初心，来体味和赞叹那些美好的事物，守护一些古老的价值。 文学的利剑是应该去戳穿社会与人性的黑暗的，但在虚伪矫情的赞颂与气急败坏的批判之外，文学也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祝福来平衡凌厉的批判所带来的杀伤力，帮助我们守候或建立内心的田园。 
郭文斌
诗以言志，对于众多写作人而言，文字的结构在于抒发自己胸臆间抑郁的情志，把梗在咽喉间的那根带血的刺吐出来，将内心沉积的痰气清理干净，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慰。一旦不平之气抒泄完了，写作的精神头只能依借对功名利禄的兴致，否则就难以为继。但有少数写作者并不止步于此，他们希望手中的笔能够撬动一些事物，树立某种东西，使世道人心有所改变；他们希望自己吞吐的文字，能够给这个时代的天空增添一些云彩；他们甚至赋予文学某种扭转乾坤的权能。因此，他们的表达带有鲜明乃至强烈的道德倾向，对现实叙述也有相应的裁剪。郭文斌就是这样的写作者，在当代的空旷里，他们为数不多。 批判并不是文学的全部 对于任何人，都有一个接受现实的问题。倘若能够接受现实的全部，满心欢喜地拥抱这个世界，那他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但事实上，我们通常能够接受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部分，即便是自己生老病死的生命。那部分无法吞咽下去的现实，夜深人静时就来折磨我们，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于是也就跟这些过不去的事物较劲，忘了还有别的事情，忘了来到这个世界的初衷。一旦如此，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怨恨就可能愈演愈烈，到了某种程度，你就可能而且需要成为一个诗人，因为诗可以怨，愤怒能够出诗人。文学的世界聚集着众多难以接受现实的人，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改变现实，以及改变这种现实需要付出的成本，更不想成为成本的一部分被预支出去。或许是因为如此，文学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从屈原的《离骚》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再到《红楼梦》，愤世嫉俗的思潮演绎到极致便是绝尘弃世，逃亡虚空。在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一度成为文学的主流，特别是19世纪的法国，深深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传统在我们的思维里搭起了一种观念：文学的天职是揭露与批判。因此，社会腐败、人性堕落的时代是作家创作的沃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也。作家的笔必须是一把匕首，插入黑暗的心脏；它必须是一道光，直射进地狱阴森可怖的核心。倘若不是这样，就不成其为严肃的文学，就是故作多情的风花雪月。 对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现状加以揭露、鞭挞乃至诅咒，体现社会良知的未泯，唤醒人们对丑恶与腐朽现象的愤懑，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成为历史发展的驱动力。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赞扬过巴尔扎克、果戈里等对社会革命的影响，文学书写能够干预并促进现实的迁移，至今似乎仍是文学工作者秉持的信念。黑暗、龌龊、仇恨、愤怒、控诉、抗争、牺牲成为许多故事推进的基本逻辑。在许多人心里，真正的文学应当是带血带泪的悲剧，倘若有人写着写着便唱起了赞歌，就被斥为媚俗与粉饰太平，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然而，任何合理的观念一旦被推向绝对都会变得荒谬。在一种传统中，当揭露与控诉追加到某种程度时，它的积极意义就可能倒转。想想吧，当天下的乌鸦都一般黑时，谁会徒劳地去做一只白色的乌鸦？当污浊已经成为世道的常态的时候，同流合污、浑水摸鱼不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并不是任何现实和人心都经得起暴风骤雨的抽打和雷霆万钧的诅咒。某些历史阶段，现实脆弱得经不起响亮的鞭策。批判不断追加，愈演愈烈，最终可能成为现实不堪的重负。讳医忌药，杜绝逆言固然可恶，但过于迫切的要求和近乎绝望的斥骂可能于事无补，甚至恰得其反。更何况，批判也可以成为一种媚俗的方式，让一些人从中渔利。特别是批判不再体现一种健全的理性，而是成为一种作秀姿态时，诅咒是比歌颂更加恶心的行径。 想当初，文学并不是一上来就破口大骂，许多民族文学的源头差不多都是一些赞美诗。《诗经》基本上是颂歌，咏叹自然与先人的恩泽，咏叹劳动的颗粒与爱情的芬芳，咏叹窈窕淑女与品质如玉的君子。几千年下来，对自然的赞叹，诗人们一直都不吝啬自己的灵感，但对社会与人性的称扬却变得越来越勉强，越来越虚情假意、言不由衷。或许是受文学之外有形无形的约束，当代文学对社会的批判不见得有多深刻，但对人性的批判却长驱直入，几乎到了不留情面的程度。在书写人内心的猥琐、阴险、狡诈、歹毒的方面，作家们可谓极尽其能事，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不能说这些叙事没有一点经验的依托，当代社会恶性竞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性的狰狞，已经超出了作家们的想象力。但是，这难道就是生活的全部吗？如果将人都描绘成为一种穷凶极恶的物种，不值得信任、爱戴与珍惜的可怕的妖孽，社会也就成了群魔乱舞的阴曹洞府，我们对自身的认同和对同类的慈爱与关怀便找不到可以安放的地方。事实上，过度渲染世态的炎凉与人心的叵测，对于人性中善良的情感构成了极大的压抑。一旦这种压抑积累到某种程度而又找不到出路时，我们很容易在精神上上当受骗，成为某种邪教的信徒。 在古风里发现无邪的初心 显然，郭文斌的写作承接的不是不断强化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源自《风雅颂》的更加古老的传统。他企图从甚嚣尘上的市声中回退到一种无邪的初心，来体味和赞叹那些美好的事物，守护一些古老的价值。作为一个涉世不浅的成年人，对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不美好甚至丑陋，郭文斌并非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只是他知道寄生在不美好乃至丑陋现象中的人，在攫取眼前那点蝇头小利的同时，断送了自己身上最珍贵与闪光的宝藏，玷污了自己生命源头的水流，包括内心的安详与纯真的快乐。在跟自己的良知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社会的伤害甚至更加灾难深重，因为人无法完全蒙昧自己的良知，更无法战胜自己的良心。一切与良心违逆的行为都会导致心性的阴损和本质力量的萎缩，让人失去俯仰无愧疚的通达、光明与骄豪。我想正是这种清高的姿态，让他在包容了人间的不平之事之后，还有一种由衷的喜悦来祝福那些心向往之的事物。 在郭文斌的选集中，有相当大的篇幅用以叙述人与人之间相互给予的温暖与照亮，特别是在艰难的岁月里，对于亲人与他者毫无保留的关怀与奉献。有的篇目读起来催人泪下，极具感化力，近乎于赞美诗。《永远的堡子》里的母亲、《大山行孝记》里的儿子都是极其平凡的人，但他们的行止让你领受到感天动地的伟大。时下的阅读里，被崇高与伟大的情怀所感动与激励的情形，实在是久违了。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人性的辉光已经被埋没得太深。那些庄严与神圣的信念与品行，在戏谑、嘲弄和装神弄鬼的仪式之中也几乎被亵渎与消解殆尽了，而在看到太多该诅咒与吐槽的现象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给予我们希望与信心的东西，让我们认识人高贵的所在。今天，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出示足够的材料来证明人性的美好，证明人是一种值得尊重与珍惜的事物。 《农历》是全面灌注着郭文斌文学理念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具创意性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寻根之作。该书通过偏远乡村里一家子人细碎的日常生活，来诠释农历各个节日里蕴含着的温馨寓意。历书一般看来只是时间周而复始的度量衡，中国的农历却不完全是这样，古代先贤在设制一部时序表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时间进行分割，而是倾注了对自然和人文的深刻理解。尤其是那些节日的设制，其中包含的祝福、追怀、期许与暗示体现了古代先贤对人天关系与生命本源感而遂通的领悟，其仪轨灌注着强大的正念。郭文斌认为，“静泊在农历深处的这些‘节’，正是中国人的‘心灯’，也是岁月和大地的‘心灯’”。他希望能够将这些日渐昏暗的灯盏捻亮起来，给孩子们的心智注入些微光芒。小说通过涉世未深的一双姐弟和父亲“大先生”的对话，揭示节日及其相关的民俗礼仪中积淀的人文精神(作者称之为“农历精神”)。许多人看来是腐朽礼教的范畴，在作者灵性充沛的叙事中还原为生趣盎然的生活图景，呈现出中国式的天、地、人、神四维的诗意栖居。从农历里走过来的孩子们通过一个个节日的鲜活记忆，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和领会守、净、蜕、清、稳、感、慈、救、恩、孝、诚、敬等古老的价值，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石，获得精神的滋养。在自由的风越刮越大的时代的坡地上，人更需要信念来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屋子筑基。 通过文学来宣扬某种道德，历来都是一件犯忌的事情。郭文斌的写作多少带有冒险性质，在美学上也会遇上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招引怀疑与非议。但他“一定要写那种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的文字”的内心，已经超出了某种狭窄的文学审美范畴。在文学的诸多功能之中，他要彰显的是教化功能。他在文字中所倡导的安详理念，正是他勉力践行并且从中受益的，完全不同于庙堂上自欺欺人的说教。他所赞美的事物特别是具体的人，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可能会发现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存在值得质疑的地方。包括郭文斌自己也有一个自我磋磨的过程，而过于恳切的发心甚至让他来不及做出更加充分的准备，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呈现在眼前的闪光事物的称扬和某种高尚情操的倡导。他相信，比起声嘶力竭的批评，这种肯定和激励的方式更能扩大人性美好的一面。我们经常在不了解某件事情的全部原委之时就开始牛气冲天地斥责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确认一种东西是尽善尽美之后才来赞美呢？ 文学的利剑是应该去戳穿社会与人性的黑暗的，但在虚伪矫情的赞颂与气急败坏的批判之外，文学也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祝福来平衡凌厉的批判所带来的杀伤力，帮助我们守候或建立内心的田园。而这种祝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杜鹃啼血的呼唤。实际上，对黑暗最有力的诅咒，莫过于放声歌唱我的太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