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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记》:社会转型时代的焦虑与文学表达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日报 李勇 参加讨论

    苏童的新作《黄雀记》(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标题上首先就带有某种隐喻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加上香椿树街、童年、暴力等,这些似曾相识的元素,都不由得让人记起作者曾经的荣耀:“先锋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那确是一段荣耀,但90年代之后却变成了压力,后来的写作,无论他还是其他“先锋作家”(如余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转向。但正如儿时养成的脾性不是说丢就能丢掉的,在《黄雀记》中,苏童细腻、伤挽的风格化语言虽平添了几许幽默、调侃,但轻灵的想象、主观化的抒情和修辞……仍隐现着他当年的叛逆与任性。
    也许正是这份“任性”,使小说从深层的意旨层面来看,并没有按照我们所习惯的方式运行。它写的是三个青年的成长:青春、冲动、惩罚、复仇。这样的故事,对“小说”而言,平淡无奇,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缺少某种实质性的开拓和提升。这种“开拓和提升”可以是比较切实而具体的,如增加生活和历史的分量;也可以是较抽象而隐秘的,如增加人性或意识思维的开掘等。但在《黄雀记》中,我们感受不到这些:三个青年的纠葛貌似复杂实则简单,他们的命运、性格没有被深究,所以也就看不出有多少深在的意义和价值(不管是肯定性的还是批判性的);或许,他们颓唐、卑俗的生命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批判,但缺少了足够分量的生活、历史的支撑,这样的批判缺乏力度。
    是的,“生活”、“历史”、“深度”、“力度”……这正是“我们所习惯的方式”。这是80年代“先锋作家”所欠缺的,也是其“转向”后所寻求的。“先锋转向”在90年代有标志性意义,它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自我调整,这种调整的驱动力来自社会现实,即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明显加速,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是此前不曾有的。而能否发现这些问题,进而有效地认识它、表现它,便成了从那之后当代作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个课题面前,有彷徨也有探索,更多的则是焦虑。
    《黄雀记》似乎也表现着这种焦虑——它聚焦于70到90年代的南方城镇,而这是近30年中国社会转型印记最深的区域之一。但在苏童的笔下,“香椿树街”的空间实在过于狭小,三个青年的成长故事也太过单薄,时代和历史的影子在这里既模糊又飘渺。整个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是作者一贯擅长的那种情绪氛围营造:童年、青春、记忆、感伤。这种情绪氛围是个人化的、感性的、随意的,但它却牢牢地控制和引领了整个作品——它结构上的松散、人物性格刻画的粗泛等都是印证。
    小说涉笔这20年间的南方城镇生活,且不说这一时空下的社会历史有多少挖掘的可能,单就小说所描述的这一并不复杂的人物故事来说,也并不是不存在深究和开拓的可能:祖父所牵连的家族历史,三个青年的成长环境与其性格命运的关系,台商笃信宗教的妻子所昭示的文化可能……这些有意无意的细节,明明灭灭如灯火,闪照着通往某种更宽广、更深邃世界的路径。只可惜,这些“路径”终未被打开。
    苏童近年写过不少关乎时代痛痒的作品,《黄雀记》却不令人满意,所以,这里关键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写作方向,以及有关的决心、意志和能力,而在于某种经营和酝酿的不足。无独有偶,余华今年同样推出新作《第七天》,小说痛切地对时代和社会发言,但它却激愤有余而理性不足——它展示了社会转型下的“问题”和作家对“问题”的态度,但在“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层面上却缺乏思索。
    这里都显示出一种表达的仓促,这仓促应该与前面所提到的社会转型期的焦虑心理有关。而作家如何处理好这份焦虑,并把它转化成一种将文学推向更宽广、更深邃境界的力量,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关键。(李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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