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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的新作《黄雀记》（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标题上首先就带有某种隐喻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加上香椿树街、童年、暴力等，这些似曾相识的元素，都不由得让人记起作者曾经的荣耀：“先锋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那确是一段荣耀，但90年代之后却变成了压力，后来的写作，无论他还是其他“先锋作家”（如余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转向。但正如儿时养成的脾性不是说丢就能丢掉的，在《黄雀记》中，苏童细腻、伤挽的风格化语言虽平添了几许幽默、调侃，但轻灵的想象、主观化的抒情和修辞……仍隐现着他当年的叛逆与任性。 也许正是这份“任性”，使小说从深层的意旨层面来看，并没有按照我们所习惯的方式运行。它写的是三个青年的成长：青春、冲动、惩罚、复仇。这样的故事，对“小说”而言，平淡无奇，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缺少某种实质性的开拓和提升。这种“开拓和提升”可以是比较切实而具体的，如增加生活和历史的分量；也可以是较抽象而隐秘的，如增加人性或意识思维的开掘等。但在《黄雀记》中，我们感受不到这些：三个青年的纠葛貌似复杂实则简单，他们的命运、性格没有被深究，所以也就看不出有多少深在的意义和价值（不管是肯定性的还是批判性的）；或许，他们颓唐、卑俗的生命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批判，但缺少了足够分量的生活、历史的支撑，这样的批判缺乏力度。 是的，“生活”、“历史”、“深度”、“力度”……这正是“我们所习惯的方式”。这是80年代“先锋作家”所欠缺的，也是其“转向”后所寻求的。“先锋转向”在90年代有标志性意义，它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自我调整，这种调整的驱动力来自社会现实，即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明显加速，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是此前不曾有的。而能否发现这些问题，进而有效地认识它、表现它，便成了从那之后当代作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个课题面前，有彷徨也有探索，更多的则是焦虑。 《黄雀记》似乎也表现着这种焦虑——它聚焦于70到90年代的南方城镇，而这是近30年中国社会转型印记最深的区域之一。但在苏童的笔下，“香椿树街”的空间实在过于狭小，三个青年的成长故事也太过单薄，时代和历史的影子在这里既模糊又飘渺。整个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是作者一贯擅长的那种情绪氛围营造：童年、青春、记忆、感伤。这种情绪氛围是个人化的、感性的、随意的，但它却牢牢地控制和引领了整个作品——它结构上的松散、人物性格刻画的粗泛等都是印证。 小说涉笔这20年间的南方城镇生活，且不说这一时空下的社会历史有多少挖掘的可能，单就小说所描述的这一并不复杂的人物故事来说，也并不是不存在深究和开拓的可能：祖父所牵连的家族历史，三个青年的成长环境与其性格命运的关系，台商笃信宗教的妻子所昭示的文化可能……这些有意无意的细节，明明灭灭如灯火，闪照着通往某种更宽广、更深邃世界的路径。只可惜，这些“路径”终未被打开。 苏童近年写过不少关乎时代痛痒的作品，《黄雀记》却不令人满意，所以，这里关键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写作方向，以及有关的决心、意志和能力，而在于某种经营和酝酿的不足。无独有偶，余华今年同样推出新作《第七天》，小说痛切地对时代和社会发言，但它却激愤有余而理性不足——它展示了社会转型下的“问题”和作家对“问题”的态度，但在“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层面上却缺乏思索。 这里都显示出一种表达的仓促，这仓促应该与前面所提到的社会转型期的焦虑心理有关。而作家如何处理好这份焦虑，并把它转化成一种将文学推向更宽广、更深邃境界的力量，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关键。（李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