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者 摄 5月25日，杨绛先生仙逝。一时间，微信被刷屏，真假“百岁感言”齐飞，悼念文与鸡汤文共舞，本想安静“回家”的老人还是“被喧嚣”了。 杨绛在“读小说漫论”之一《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开篇即说：“议论一部作品‘有什么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认真探索这部作品有什么好，或相当干脆地否定，就是说，没什么好。两个说法都是要追问好在哪里……” 其实，纪念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莫过于安静地读读她的书，这样才能明白她的作品究竟“有什么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20世纪80年代在课堂上讲杨绛先生的小说、散文，曾为学生读《干校六记》写“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下放”五七干校出发情景的一个段落。当读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的时候，学生都笑了。“但似乎有某种苦涩袭来，大家顷刻又寂静下来。”情绪的这一转换，应该是学生体味到了杨绛接着写的感触：眼见俞平伯先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看着心中不忍”。洪教授当即发问：“这样节制、朴素平实、略带揶揄的文字究竟‘有什么好’？”这是他留给学生的问题，也是留给自己的问题。 在洪子诚教授看来，杨绛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但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身份似乎难以界定。她自己否认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洪子诚教授认为，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已经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就拿她最看重的小说创作来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九种：七个短篇和两部不长的长篇。论文、译作和散文集数目也有限。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的销售数据即可看出：《洗澡》（平装）17万册；《洗澡》（精装）22万册；《洗澡之后》20万册；《洗澡》（汉英对照）1.3万册；《洗澡之后》（汉英对照）5千册；《杨绛文集》1.6万套；《杨绛全集》1万套；《堂吉诃德》，2000年里以来各种版本共75万册。 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富仁把杨绛与季羡林、傅雷、郑敏一起归为学者文学家。他认为，杨绛的《洗澡》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小说”。他这样概括学者型作家及其作品：作者长期在学院文化的氛围中生活，在与身边大量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人性和人格特征，他们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使他们更习惯于理性思考。 谈及杨绛对自己的影响，王富仁教授记得中学时买过一本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它虽然与杨绛在自己的论文里翻译的同一本书的书名不尽相同，但在我的头脑中，菲尔丁这个英国小说家的名字却是与杨绛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他还长期订阅着一份学术刊物——《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由于读了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并且颇感兴味，杨绛发表在《文学研究》上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就格外地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仅使我对作为‘英国小说之父’的菲尔丁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小说理论。” 在初中，他还买过一本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大概不是全译本，薄薄的一册，32开本，是不是杨绛翻译的，我也不知道，但对于《小癞子》这部书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了解，也是通过杨绛的文章才得到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部文学巨著《堂吉诃德》大概是我到了大学才读的。而杨绛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则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唯一一篇研究和介绍这部西班牙文学巨著的文章。”王富仁教授说。 杨绛作品的魅力显然不是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于慈江在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报考了北师大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王富仁教授。他以杨绛作为研究对象，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部被称为“学界首部杨绛研究专著”的著述中，努力拉开与时兴的、八股式论说的距离，触及“隐身衣”、边缘人等话题，讨论当代作家的生活位置和写作态度。 在《“走到人生边上”的“业余作者”》一节中，他写道：“2002年7月18日，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杨绛心情显然不错。一向谨言慎行的她不仅对一个越洋电话有问必答，也似乎并不以如下的敏感提问为忤： 刘（梅竹）：您有没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杨（绛）：不孤独，因为我有很多书，有书就不孤独。当然，我现在是一个人，在热闹的场合会感到孤独，越热闹越孤独，因为我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可是我并不感到孤独，我的亲戚朋友对我都很好，我和阿姨相处得也很好。而且我看很多书，就像到处旅行一样。” “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是剧作家夏衍生前对杨绛的善意调侃。杨绛毕生散淡却不忘以笔把脉人情世态、倾注人文关怀。有论者如此评价她的写作态度：“……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自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在《将饮茶·隐身衣（废话，代后记）》一文里，杨绛这样写道：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杨绛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所谓“身处卑微”、与主流保持距离、在乎天真自然、注重鲜活的个体体验的人生与写作态度。 杨绛的小说数量不多，而且除了《洗澡》，并不为一般读者熟知。于慈江说，长篇小说《洗澡》是将近三十年之后，杨绛对解放之初针对知识分子展开的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艺术性反刍和回顾。与她的《璐璐，不用愁！》《小阳春》《“大笑话”》等一样，实际上也是一幅倒影，对作者本人而言，堪称“朝花夕拾”。 在评价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时，杨绛专门阐述了小说中这种拉开“时间的距离”所造成的“居高临下”效果的意义：“萨克雷就像这位时间老人似的对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点头叹息。” 2005年1月，杨绛出院回到三里河寓所。一回家，她就动笔写了《走到人生边上》的开头。“从此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于是她寻寻觅觅找书看，《四书》《圣经》《死亡的意义》……一篇小文章，费了她两年半的时光，最后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她在那本书的自序中写道：“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自省录》是他和邻邦交战中写成的。我的《自问自答》是在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写成的。” 如今，这位在满百之年彻底思考过神、鬼、人，灵与肉，命与天命等终极命题的老人，跨过人生的边缘驾鹤西去，她留给世人的，除了身为作家、翻译家、研究员的若干作品，更有“平凡人生”的爱与信仰，不趋时、不媚俗的文化品格。（中国教育报记者 王珺） 参考资料：《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于慈江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10月版）、《走到人生边上》（杨绛 著 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版）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27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