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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住宝岛一村》，我学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四年级生。这让我立马感觉到大陆和台湾的分别：在大陆，我们习惯地把人群分为五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生人，光名字就已透露出一种严肃的、时代的隔阂；而台湾，五十年代就是四年级生，六十年代就是五年级生，这样的称呼有着一种很平民的姿态，好像尽量要去抹除时代的差异，似乎是说大家都只是这个社会的学生而已，只是年纪稍有差异罢了。 初翻开《我住宝岛一村》，难免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想必娱乐人弄文必是娱乐心态，结果也只是博饭后谈资而已。但是泡上一杯茶，慢慢读下去，却是越来越有滋味，越读越有趣，虽不至于拍案叫好，却处处让人会心一笑，或者陷入小小的沉思。 这大概得益于王伟忠的四年级生身份，特别是眷村的四年级生。说到眷村在台湾，可能稍微需要解释，就是指一九四九年起至六十年代，为了安排自大陆各地迁徙至台湾省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眷村的氛围，大约是逼仄的环境中，是全中国四面八方的乡音，眷村的上方，也是缱绻不去的乡愁和乡情。看过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大概会对这种氛围有很深刻的感受。四年级生是很特殊的一级——不管籍贯何方，故乡早已是他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眷村也已经成了他们新的故乡。然而，他们的父辈，虽已身埋异乡，心却依旧是故土难离。这样一种悲怆和无奈的情怀，四年级生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故土情怀始终会流连在他们的一生。可是，就在上一代人还在过去的留恋中时，随着眷村的拆除，下一代人却早已大踏步向前。于是，四年级生自然而然成为了眷村人过去和当前的纽带。眷村四年级生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看台湾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态度、不断反省的姿态以及一种别样的情怀。 这种姿态和情怀贯穿在本书的很多文章中，然而化为文字，却只是一种平静的叙述与怀念和豁达，例如他在赖声川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中所写：眷村拆了，但是拆不掉记忆，一代凋零之后，第二代开始说故事，让眷村的故事继续流传下去。又如他在《历史的使用年限》中所写：历史也是这样，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从事发当时的震撼、到自我拼凑回忆、到公众媒体重现，都需要一段时间。所谓“白头宫女话当年”，非等头都白了，才能平静述说，也才能进入有知的谅解，超脱仇恨。 不过王伟忠的这本书并不只停留于眷村的历史。作为四年级生的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所以某种程度上总是有一种迫切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又是知天命的年纪，人生的历练转而成为一种别样的智慧、犀利和幽默。嬉笑怒骂还不至于化成绕指缠，但是洋洋洒洒、指东说西的时候已不会锋芒外露。他身为娱乐人，写的是身边事、圈中人，讲的内容却不限于娱乐两三事。可以说他是借娱乐的外壳调侃台湾政事、媒体，谈两岸关系、文创，谈生活的态度、社会的价值观。调侃政事我们自然无法如此自如；谈两岸关系和对比两岸对于文创的投入倒可以让我们从别人的评论中了解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尽管很微妙，却也不失为有趣的角度；谈台湾人才流失到大陆的情势，除了某种程度上的艳羡，还隐隐地透着他对已成故乡的台湾的某种殷切和担忧……他的这些解读是否正确，仁者见仁，但是却可以让我们对曾经和大陆疏离了很久的台湾有更真实全面的了解。也有很多方面，确是共通的问题和困境，极易引起共鸣。比如他说现今的媒体是“春秋之笔多写八卦”，风趣之外是些许失落和无奈；又比如，他说起文人纪念五四是“就像五月四日台湾一群变成商人的文人相约到东方球场打五十四洞，纪念五四”，不用他提点，我们就知道有些精神和时代无可挽回地远去。 这本书其实是王伟忠的专栏“吹牛老爹”中一些文章集结而成。他自认为是一些“生活流水账”，可正是因为“流水账”的关系，可以随性而写，不必有主题，不必为谁负责，文字自然就显得随意又很率性，有一种悠然自娱的温存情怀，还有那么点天马行空的感觉——要我来形容的话，就是这盛夏酷暑的一杯台湾烧仙草。 《我住宝岛一村》，王伟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