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因
    上述的时代危机，与人文社会科学界重研究轻应用的时弊密切相关。
    人文社科研究队伍人数众多，成果累累，但这些成果又有多少转化为对公众精神需求的满足呢？一篇文章、一本专著，刊发、出版即为完结。至于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精神的构建，则不再过问。科技界常常是将研发与营销作为两个互有关联的部门予以衔接，人文社科研究却少有这样的意识，更无实际的运行与操作。这种重研究轻应用，还表现在人文社科领域生产力分配的不平衡：当前，人文社科类的学术、文化期刊，包括各级高校的学报，数量众多，每天在这些期刊上刊发的文章难计其数。这些文章中，不乏毫无创见的低水平拼贴之作。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精力耗费在写这类文字上，却不愿意在成果的普及转化方面去作点什么。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学术垃圾比比皆是，一方面，真正引领未成年人精神成长的读物却少之又少。
    令人沮丧的还远远不止于此。就在这少之又少的读物中，文字模式化、格式化、干瘪无味的也不在少数。人的精神世界原本是鲜活的、充满生机的，满足人的精神成长需求的文字，也应该是如此的吧。但打开各种标榜有文化内涵、精神内涵的书刊，却又时时看到两类不堪卒读的文字：一类是没有精神深度的所谓“时尚”读物，一类是貌似深刻的“八股文字”。之所以如此，我想，也是因为当今社会精神世界的萎缩、干瘪、枯瘦所致。用这样的文字，又怎么能够在一代未成年人精神成长的需求中，给他们以新鲜、充盈的精神滋养呢？
    当代未成年人精神成长的时代性危机，与中国当下教育的日益程式化、技术化、模式化的时弊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整齐划一、批量生产的工业时代，一个科学、技术至上的时代，一个工程师的时代。冰冷、坚硬的钢铁制品，早已代替了鲜活、温软的血肉之躯，无所不至的网络，早已代替了有切肤之感的生命。鲜活的个体生命正在离去，面目相同的社会符码成批出现。功利成为心脏搏动的动力，计算成为大脑的唯一功能。甚至喜怒哀乐也可以设计，甚至悲欢离合也可以制作，就连以活生生的人为直接对象的文学、教育也时时被“××工程”之类的工程术语所概括，在这种概括的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了科技对人文的吞噬。受此影响，虽然普教界素质教育的呼声甚高，但终于是空中流云而与大地无涉。你只要翻翻中学生的书包，就知道那沉甸甸的、背不动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是课本，除了考试资料还是考试资料。从一早睁开眼到夜晚终于可以闭眼入眠的分分秒秒，学生几乎全在课本与习题中度过。在这样逼仄的人生时空中，你又怎么能指望下一代的精神成长能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呢？中学教师中多有才智杰出者，但这些杰出者，正在被引导、被鼓励与应试教育的能工巧匠划等号，并在继续向着“大匠”的目标迈进。在“匠人化”的流水线上，学生日益成为批量生产的精密的“零部件”，差异只在这“零部件”的精密程度，却越来越远离了生命筋骨的强健、血肉的丰满。
    这一代未成年人精神成长的时代性危机，与目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的迷失”的时弊也是不无关系的。
    当下中国社会“人的迷失”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与未成年人精神成长危机相关的“人的迷失”，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及未成年人家长对“成才观”、“幸福观”的迷狂。据说，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迈上了“成才”竞争的起跑线。这成才的含义，就是北大、清华、哈佛……然后是官员、老板、高级白领等等。而“成才”的程度，也就等同于“幸福”的程度。考之实际，此说不虚。于是，未成年人的精神成长，就这样被“定向”、“定点”地扭曲疯长。人的生命是个体性的，这个体性的生命，又是千差万别、千形百态的，又是一次性不能重复的。人的生命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关联却不能等同。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可以有大小，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却是没有高低之别的，一个老板与一个员工作为个人，他们是平等的，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人的社会价值可以有大小，但人的个体生命的幸福程度却是不能与之划等号的。适合从事个体性艺术创造的人，在“规矩”严格的官员生活中，未必有个体自由的幸福可言；适合过小人物“平庸”生活的人，在“社会高端”也会有“高处不胜寒”的不适。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是这样，人的生命形态也是这样。未成年人精神成长的苍白、单一，与当今中国把人的生命形态单一化、苍白化的时弊是有着深层关联的。